“狂飙为我从天落”——1957年前后的一些事儿

 

1956年1月，一直力主要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并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长达六年被迫不断改造、“与旧社会决裂”的煎熬中，终于借着国家要建设一个工业强国的需要，意外地找到了重返主流社会的突破点。其“翻转”机会的顺时顺势，百年难觅第二例。周恩来作为一个非凡的人物的形象，实际在1956年1月就已确立。周恩来受到无数知识分子的拥戴。在随后一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口中或笔下，“周总理”三字的使用率，远在中共其他领袖之上。这个细节同样能见出某一时刻的历史真实：此时期中共是集体领导的意识，不仅存在于党内，而且存在于亿万人的感觉中。这有两重含义。从个人声望上说，1956年的知识分子会议，为周恩来赢得了空前的美誉。这是一种“势”。周恩来长达二十年知书识礼、虚怀若谷的人品，与这个罕见的国家重贤才的祥和时代，显得是这样的融洽，“天与人合一”的征候是如此的强烈。这些，都给了1956年极暖之色。其次，有这样一个具备宽厚与睿智品德的国家领导人，使由他主导的一场国家精英重新回到应有社会位置的革命，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敬贤、礼义、传统、智慧”的色彩。这又与这一群体整体的儒雅气质天然默契。这是1949年后30年间最平和，也是最有意义的一场革命。于是1956年的中国，整个社会的导向，流溢着的是“圣朝盛世，万众一心”的气息。在某种角度上说，仍拥有一定话语权（此仅指文化表达）的知识分子，将“感恩”渲染到顶点。故而横贯1956年的中国社会，是这么一条热气沸腾的巨流：“能够赶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是一生的幸福”（时人语）；激溅于其间的则是“空前高涨”、“突飞猛进”、“振奋人心”（流行语）等等层层浪花。以一句宋词作形容，就是平地“卷起千堆雪”。

 

从“一个人的中国”的角度言，以下的细节很重要：

 

1956与1957若存在着一个从未被人察觉的区别的话，那就是，如果说1956年是周恩来之年，那么，1957年二三月间，毛泽东举重若轻，力排众议——（毛自谓他的一些主张不仅社会主义阵营没有，就是党内也多不同意见），以几场轻松、幽默兼隐含震慑力的报告，将天下的舆论焦点重新校正于自己的名下。1957年，当然是毛泽东之年！

 

二

 

下面所要叙述的事情，无疑具有这段历史的典型特征，它浓缩了“历史映象中的1957年”被屏蔽了的一些场面。

 

1956年4月2日，政协广东省第一届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时值知识分子问题、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到来等话题热烈四溢，政协主席陶铸作的“广东省7年农业建设规划（草案）”的报告首先引起热议。下午，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匡在大会上作了《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报告，激起了第二轮的热潮。王匡报告是在周恩来1月报告的思想框架下，对“团结知识分子”作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大胆与结合广东情况的具体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可称得上空前。现摘其要点如下：

 

必须保证高级知识分子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上，严格控制开会次数和时间，反对开长会做长报告的坏习惯；不得随意动员各大、中、小学校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以致影响教学计划的执行。

 

减少购置进口图书资料的手续，供给购置外国书刊的外汇。所有教师的薪金报酬，只能够增加不能减少；所有文化教育卫生经费，各级领导机关不得挪作他用；过去有过积压教育工会会费的现象，今后必须切实纠正，工会会费应当及时地用于教师的福利事业上；教授专家由于人口多、家庭负担重而感到生活困难的，应当按具体情况予以补助。

 

对经过历次运动发现有问题而未作出结论的知识分子，要迅速地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使他们能够轻松愉快地工作。

 

对于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着重采取自学、夜大学、函授学校、科学讨论会等方法，而不要规定不适合于他们的情况和特点的学习方法。

 

我们完全相信，我们的知识分子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中，是能够肩负起他们的光荣的历史使命的！

 

王匡的报告，引发了全场知识分子委员的强烈共鸣，以至在分组讨论中，它超越其他领导人的报告一跃成为两大焦点之一。在委员们的发言中随处可见“完全切合实际，合情合理”、“完全满足了知识分子的要求与愿望，大家无不感动于中”一类的感慨。只有回到1950年代的社会环境，才会理解“反对开长会作长报告的坏习惯”、“减少购置进口图书资料的手续”、“所有文化教育卫生经费，各级领导机关不得挪作他用”等等措施包含着的骇人涵义。一是“开长会做长报告”是其时盛行的政治学习的做法，有资格做报告者清一色都是上级首长。二是自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后，进口外国图书越来越被严密控制，尤其到了1955年“肃反运动”，所有进口书籍皆有可能被疑为特务罪证。第三，“文教卫”经费被挪用，早已是常态。

 

今天可考知的是，王匡报告的底气要远远深厚于报告上的条文，完全来自已经产生了冲击的一系列改变。早在1956年2月，广东省委即作出对广州5所高校每校增送小汽车两辆，专供教授使用；一批学者立刻被安排参加全国、省市各级政协的决定（有一学校即时禀告省委，乘车证已发到有关教授手中）。省委主管部门还详细“确定一份名单，以便今后庆祝节日及国内外歌舞艺术团体表演时，发观礼或参观券”、“允许教授经过一定的行政手续，用私人关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或学术团体建立关系，以便订购或交换图书以至科学研究的经验交流”等等措施（见1956年3月14日、31日《广州区高等学校贯彻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指示情况汇报》等材料）。这种“实惠”，极具立竿见影的口碑（以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为例，因得了享受赠送戏票的名义，以至日后还引出了一些不愉快的故事）。

 

王匡的报告颠覆了成说，比北京主导的“知识分子问题”走得更远。4月6日，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全文刊载了这个报告，并特意点明是政协会议的报告。一下子该报告传遍岭南知识界，它引起的震动甚至延伸到一年后。这里面又有一些微妙的关节：王匡其时的职位是省委宣传部长，在政协只兼任常委，也即此时他未进入省委领导班子，但大有魄力的陶铸却推举他代表省委作了这么一个报告。从这点上说，该报告的纲领性架构应该来自陶铸，但此时的王匡已是陶倚重的文化官，从该报告对知识分子情况极为熟悉看，一直主管文教战线的王氏直接执笔了该报告当无可怀疑。

 

这是陶、王两人一次很出色的合作。具有政治家气魄的陶铸在1956年紧紧抓住了“广东飞奔”的两翼。第一翼是由他策划的未来七年广东的农业建设规划，另一翼是“知识分子政策”，则由他的“文胆”王匡提出。两个报告抢尽了该年粤省政坛的风头。这是两份符合实际的规划，反映了设计者的独立思考，它们已超越了北京划定的政策范围，打上了陶铸的烙印。具体到“知识分子政策”，已能够看出陶铸（包含王匡）未来的思路。五年后的1961年，在国家经历了连年的重大经济危机后，陶铸率先在中南地区提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在广东划出一个两千人的需要特殊照顾的大名单，其思路几乎可称为是1956年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