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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定剑：中国宪政百年回眸与脚下的路
妥协方式和和平手段才会使宪政建设成为可能，所以，不能指望革命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下建立稳定的宪政制度，因为革命和动乱时期更需要集权。顾准先生在分析中世纪的欧洲为什么能从君主专制转变为“宪政时期”的原因时指出：中世纪西方经历了一段开明专制时期，在统一民族国家中，采取以议会来笼纳诸侯势力，把诸侯弄到宫廷的办法统一军权和政权，而很少采取征服诸侯的办法。他还指出，少数特权人物之间的斗争只要它是遵循一定的章程，而并不完全通过暴力，只要这种斗争的每一方面，按照这种章程，必须力求取得群众的支持，它就势必要发展成为议会政治。 可见，宪政制度的建设，需要有和平的政治发展环境，需要有以妥协方式解决问题的精神。
那么，人们要问，中国在结束封建专制统治后的社会变革中，为什么向宪政过渡的改良没有成功，而是走向战乱呢？这里有许多原因，我认为重要的一条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有关，统治者残酷的压迫，引起人民激烈的反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政治家总是强调“以革命开民智”，用暴力改造社会，而不能以理性的、和平的方式改革社会。这也是中国宪政难以成功的政治理论原因。
一个社会在发展中采取暴力、还是改良方式，主要取决于该社会阶级关系的紧张状况。暴力的采取往往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但不管怎么说，暴力手段会对宪政建设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它容易煽动阶级仇恨，造成以暴对暴的社会动乱，引起暴力革命的恶性循环。它也不利于理性地对待前朝一些正确、合理的东西，容易引起社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频繁的暴力革命和社会动乱，会使一个国家的宪政道路特别崎岖，在这一点上，西方国家中只有法国与中国有相似的历史，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法国的一段宪政史，也许对理解我国这百年宪政曲折的历程会有所帮助。
法国从1791年大革命后制定第一个宪法到1875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的80多年间，先后制定过11个宪法，这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这其中有过资产阶级同君主妥协的君主立宪制宪法，封建残余势力的帝制宪法，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宪法，激进革命党人的革命宪法，封建王朝的复辟宪法等。每一部宪法的制定，都是一幕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甚至是流血冲突。中国在百年间的革命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产生的社会动荡使宪法频繁更迭的情况与此极为相似。法国为什么也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法国和中国有一些极为相同的情况，封建压迫特别残酷，人民富有革命性，残酷的压迫与暴力革命形成恶性循环。在结束封建专制时，都采用暴力手段推翻封建专制王朝。这样，在革命以后，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特别尖锐，各革命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以及一些野心人物和其他势力的矛盾和斗争异常复杂激烈。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使社会长期难以安定下来，政权的动荡更迭，使宪法不稳定，宪政无从生根成长。
中国在本世纪后半叶，虽然结束了战乱。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从1957年开始逐步由极左思想支配，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为社会的基本指导理论，发动了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在后半个世纪的前30年中，中国实际上陷入另一种社会动乱和“革命”之中。
避免“革命”和动乱的办法，就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不断的改革。对不满情绪和反对者，不能采取压制和暴力手段，而应通过法制的手段，把反对者纳入到合法的渠道上来解决问题，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切社会矛盾都通过法律的手段解决才是通向法治宪政的途径。
2. 宪政的失败在于缺乏足够社会力量的支持
宪政是近代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文化发展的产物。在中国，由于这种经济、思想、文化的极不发达、成熟，使得宪政缺少足够社会力量的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武昌起义以后，就迅速制定了一部充满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思想的临时约法，它确立了一种内阁制的政权体制，并充分保障公民权利。这套宪政制度有孙中山“三民主义”宪政理论的支持。但它为什么又没有成功呢？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缺少建立巩固宪政制度的足够强大的力量。武昌起义的偶然胜利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在阶级力量对比上取得优势。相反，资产阶级的力量非常弱小，以至它没有足够的政治、军事力量支持这场革命，使孙中山不得不放弃政权，革命成果落入前清残余官僚手里。资产阶级宪政的夭折说明，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国社会还不足以支撑一座民主宪政的大厦。
在20世纪初，中国还是自然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商品经济极不发达，资产阶级和现代工业的力量非常弱小。在辛亥革命时，中国的产业工人大约只有60万人。 工人处于经济上赤贫和毫无基本政治权利的状态。资本家更是弱小，1900年在中国南方13个主要工业发展地的省，雇佣500名工人以上的厂矿只有156家，而这些工厂的工人人数占全国工人人数的30%—40%，真正的资本家只不过数百人而已。到1949年，全国有官僚资本工业企业2858个，职工约129万余人，其中产业工人约75万人。全部工业资本约170亿元。可见，在半个世纪中，中国的资产阶级和现代工业并未获得巨大发展，中国社会仍然是自然经济和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这是资产阶级宪政难以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20世纪初，西方宪政和议会民主思想在中国传播极为广泛。在封建王朝中的开明官僚和封建士大夫都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和挨打主要不是经济原因，而是制度的原因，是制度太落后、腐败，要强国必须先进行政治改革，建立民主、法制、宪政制度。当时谁不搞议会、宪政制度时，立即会招致全国的反对和声讨。但是，真正起来反对的主要是地方官僚，他们从维护自己的权力出发，自然反对专制。但是，中国的地方利益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独立力量，而地方势力也常常成为个人势力，因而也总是寻求中央势力的保护，依赖投靠中央权力，所以地方力量难以真正与中央形成一定的分权力量，成为支持宪政的力量。
宪政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是因为中国那些民主的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家（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都无一例外地把广大民众视为愚民，说他们素质低，不懂民主和政治，因而不是让他们成为宪法权利的主人，而是要限制和压制民权，由政府对民众加以训导。这就把宪法的精神完全颠倒了（这点下面会具体展现）。他们传播和推行的这种宪法理论和实践，当然难以得到社会民众的广泛支持。
3. 统治者在社会危机面前缺乏改革的主动，从而一再丧失行宪的良机
历史不能假设，但科学研究常常需要假设。我们不妨假设在戊戌变法的时候，如果光绪皇帝采取康有为等人的变法主张并推行下去，中国走上一条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君主立宪道路不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民可能少受三分之二个世纪的灾难。可是，中国的统治者总是过分地相信他的统治权力和太迷恋专制的权力，以至不撞南墙不死心。
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封建统治者和国人都相信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最强大的帝国。鸦片战争中国失败，才使统治者和国人大为震惊，世界很大，还有比这个王朝更强大的国家。于是，大家都来找原因，结果认为，是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太落后了，大刀长矛怎么能敌洋人的洋枪洋炮呢？于是，开时官僚提出了经济改革和军制改革主张，要“以夷制夷、富国强兵”。于是开展洋务运动，中国开始了近代的第一次全方位的经济“改革开放”，办工厂、开银行、修铁路、建邮政，设商会，发展现代工业和经济。同时，买军舰、造枪炮、改军制，进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洋务运动，应该说中国经济和军事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和现代化。但是，1895年中日甲午一战，中国海军全军覆没。这又一次震惊朝野。人们不得其解：过去洋人打败中国是因为经济发达和有洋枪洋炮，现在为什么一个小小日本，竟然也打败大清帝国？中国的军事和经济也现代化了，而且战舰总吨位超过了日本，怎么还是败了？当人们再次找原因时，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看到，中国失败主要不是经济的原因，也不是武器落后，而是制度太落后、太腐败。于是改革者提出“定宪法、开议会、争民权、申民主”的政治改革主张。可是，顽固的统治者根本不允许对政治制度有任何的改革，当光绪皇帝只是采纳康有为等人沾点政制边的改革时，就被顽固派扼杀。她们根本不愿对专制权力有一点触动。大清王朝坐失了一次改革的大好时机。
当1905年日俄战争，北极熊大败，再一次引起国人震惊。这一次国人皆知小日本强大在于进行了宪政改革，其制度先进。在国人压力下，顽固的慈禧才似乎相信是制度有问题，于是才同意派大臣出国考察政制，考察结果提出了政制改革建议。可是，顽固的专制统治者这次或许知其原因，但太迷恋专制权力而不舍得放弃，不想诚心进行宪制改革，而是玩起了宪制改革的骗局，搞什么九年预备立宪。清王朝统治者又一次错失改革主动权，使中国走向宪制丧失了一次不可挽回的机会。于是，愤怒的士兵、全国民众和地方官员不能等了，大家起来轻轻一推专制王朝就倒塌了。当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行将崩溃的时候，慈禧忽忙采取制宪行动，抛出“十九信条”，企图挽救灭亡，但为时已晚。
清王朝是这样，蒋介石政权也是如此。共产党早在抗战之前就呼吁在中国召开民主国会、制定民主宪法，国民党根本不以理睬。 在抗战时期，共产党又呼吁建立各阶级联合的民主共和国，国民党不理。 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谈判中，共产党要求尽快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蒋假装承诺，炮制了一党制宪法，实际上却在积极准备内战想消灭对方。同慈禧太后一样，到了1948年，国民党政权行将崩溃的时候，蒋介石才想起了宪法，在和共产党和平谈判条件中提出保持国民党政府的宪法和法统，但为时已晚，共产党已胜利在握，它不答应了，要以废除国民党的宪法和法统为和谈条件。
可见，旧中国的统治者总是顽固地抱残守缺，每当社会出现危机时，统治者不能主动以改革来化解社会矛盾，而是采取更高压的手段来维持其统治，对反对者更是采取消灭的办法。即使改革已经发生时，统治者也往往要以暴力手段压制改革。统治者每镇压一场改革，就丧失一次和平变革，实行宪政的机会，而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就在增加。
一位学者在总结清末制宪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清王朝对改革未能表现出应有的历史主动，腐朽之极使之无力对扑面而来的时代大潮作出迅速而积极的回应；抱残守缺的心态使之在规避挑战的同时也错过了机遇，冥顽之极妨碍了其对世界大势的审度和把握。在十字路口的徘徊中坐失了太多机遇和时光的清王朝终于丧失了从容改革的环境和平稳过渡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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