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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定剑：中国宪政百年回眸与脚下的路
4. 中国缺少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宪政思想的启蒙和传播
宪政的精义就是对政府权力以严格约束，对自由、民权给予充分保障。宪政制度必然是在经历了自由民主精神的充分张扬和对封建专制思想荡涤的前提下建立的。而在中国，宪制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推翻封建王朝的迫切需要而仓促引进的，实际上是在传统的纲常礼教、君臣之义的网罗之中进行的。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出现了不少政党，共产党也应运而生。但是，国民党背叛革命，以血腥手段上台把中国置于一党专政的强权统治下，为政党的意识形态所支配，政党意识形态的宣传代替了民主自由观念的传播。
戊戌变法前后和五四运动期间，都有过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但是，这种传播时间短，影响程度不深，自由、民主、民权思想只在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中产生影响，但是中国90%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没有受到它的洗礼。由于缺乏广泛的思想启蒙，京城里发生的革命对广大民众来说，不过是城头变换大王旗，根本不知其中的政治意义。即使在接受民主宪政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中，由于长期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对自由、民主都采取保留、甚至反对态度。有的人开始主张宪政民主，最后走向反面。那些先进的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语言来阐释自由、民主和法治。中国近代以来出现的一些政治家包括很伟大的政治家都认为，鉴于中国的国情，在中国，不可给公民的自由、民主和权利太多，要给也是应该缓行的。在实行民主之前，应更强化国家的权力，要求个人为此牺牲自由。所以，搞宪政只是为了“强国”，而不是为了“保民”。而常常，“强国”又被一些野心家利用为强化个人权力搞专制的借口。
康有为、梁启超是近代中国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先驱，曾经提出过“伸民权、争自由”的口号。但康氏认为，给臣民自由民主权利是不合实际的，犹如“程度未至而超越为之，犹小儿未能行而学箭墙飞瓦”。在中国搞“共和实为共争共乱；自由实为自死自亡”。变法的目的是为强国，固皇朝邦本。这实为加强君权以取代民权。康梁最后都站到民主宪政的反面，可见他们民主宪政思想是多么不彻底。出国考察的五大臣给清王朝的建议虽然一方面主张立宪，另一方面又主张限制和压制民权。他们认为西方国家主张民权太多，容易导致犯上作乱，中国只能学日本，对臣民权利以法律限制之。
孙中山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并以民权为其政治纲领。但在他早期思想中也反对给公民以权利，更反对予公民以自由。在他看来，中国人的素质太低了初次脱去奴隶的地位忽然升到了主人的地位，还不知道做主人的方法。如果实行民权，所以他们更“目无主人，胡行乱为。”他还说，中国人的“自由太多”，故成“一片散沙”，“自由权利不可以回到个人身上去”。 所以，他不赞成以革命争取自由，而主张以牺牲个人自由去换取国家的强盛和自由。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孙中山是在民族危亡面前，把国家民族的独立生存放在首位，要求人们为此作出牺牲。但是，他没有想到，只有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才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才能使公民与国家共赴国难。中国人过去之所以一片散沙，不能团结为国赴难，是因为这个国家老是压迫他们，而不保护他们，怎么能叫他们去为国赴难呢？这一点，孙中山直到逝世前才明白，他总结革命没有成功的原因，留下一句最重要的遗训就是：必须唤起民众！靠什么唤起民众？就是要给他们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
孙中山的“民智未开，少给自由”的理论，对宪政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副作用。孙中山的中国国民素质太低、自由太多的理论，也得到我们一些领导人的欣赏，因而主张民主应缓行，个人自由是不可太多的。要求公民为了集体利益无条件牺牲个人自由和权利。每当毛泽东同志谈到自由、民主问题时，总是强调纪律和集中的重要性，“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可见，中国缺少一次真正的、广泛的民主宪政启蒙教育。没有使追求自由、民主和权利成为中国公民的基本价值观念。
中国近代立宪主义者以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作为立宪主义的手段和目标，这就使得这些革命和变法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出的要求比，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英国人搞宪政时的口号是：“不出代议士不纳税。”西方人以主张自己的权利为纳税的条件。法国人在大革命时的口号是：“不自由，毋宁死！”中国人的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中国人总盼望救星，等他人解放自己。可见，中国文化在建立现代宪政中的严重缺陷。没有民主思想的支撑，缺乏对自由、权利的保护，使中国的宪政运动缺乏文化的土壤，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从而失去民众的有力支持。要走上宪政之路，中国需要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思想的启蒙。这种启蒙在中国还必须在理性地批判传统的同时进行。顾准先生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科学和民主，也不可能产生出科学和民主来。所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必须的。
探求宪政之路
1898年，当封建士大夫的变法主张得到光绪皇帝赏识的时候，给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带来一线希望的曙光。但是，这种曙光转瞬即逝。100多年来，中国人民经历了从戊戌变法，到预备立宪、辛亥革命；从“袁记约法”、北伐战争、一党训政，到国共合作；从新中国建立、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10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算太长，但对于大半个世纪都沉浸在灾难和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来说，它太长了！中国人民为民主宪政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经受的挫折太曲折，而取得的成就和进步却不大，在许多方面比世纪初还有倒退。 中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制定（和修改）的宪法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 大多时候离宪政越走越远，宪政被那些用来作专制碑坊的人败坏了名声，宪制的基础也被严重破坏，以至后来“宪政”多少年来成为“禁忌”。今天的中国人民似乎像上世纪初怀着对新世纪的憧憬一样，也期望走上民主、法治、宪政之路。
当然，今天的中国毕竟与上个世纪初比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在20世纪，中国花了半个世纪由“乱”走向“治”。在下半个世纪中，前30年由“治乱”、“乱治”，到后20年才开始走向“发展”。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到了一个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全面转型的历史时期：正在实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文化由单一走向多元。由此而带动政治由集权人治走向民主法治。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已成为人民的共同追求。中国又站到了走向宪政的路口。
中国已发生和正在发生以下变化，对宪政社会的研究表明，这些变化是一个民主宪政社会应具备的一些基本条件：
第一，经济的市场化。经过近20年的经济改革，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改革，我国正实行市场化。在整个国家经济活动中，国家指令性计划所占比重从改革前的95%下降到5%。国家生产资料的价格90%以上、生活资料的价格95%以上已由市场供求决定。不仅如此，而且市场的广度由过去主要是生产、生活资料市场，扩展到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产权交易市场、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期货交易市场等。经济结构的非国有化程度大大提高。与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相比，我国非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由22%上升到约80%，其中个体工业经济和民营工业经济已占三分之一。中国加入WTO，使中国进入全球化轨道。经济的国际化表明，政府的行为将受国际社会的影响，从而使政府的结构和决策也要作适应国际化的调整。
过去经济资源都集中在国家手里，必然导致政府有高度集权的能力，并很容易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权利加以控制和剥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表明，过去计划经济下的政府对经济的集权已消退，公民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增加，这样必然要求利益表达和保护的多元性，以及宪政结构的相适应。
第二，社会结构的开放。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点之一是“国家主义”，即以国家为中心，公民都是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因而它的结构是单一的“政府---个人”的社会结构形式。政府直接面对个人，政府就能有效地控制个人。改革开放后，一个越来越独立于政府的民间社会产生和发展了。它包括：民营企业、民办社团、民办学校、基层自治组织，各种法律、经济、商务中介组织（如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行业协会和商会、消费者协会等）。传统社会结构的第二个特点是人的身份关系。每个人都被固定在一个单位（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生产队）或一定地域（如城市或农村，这个城市或那个城市）而缺乏自由。公民离开了自己的单位就无法生存。 中国的社会关系正由传统的单一结构转向多层、开放结构。公民已开始超出身份、地域、单位的限制，可以有一定自由地选择职业和居所。越来越多的独立于政府的社会组织开始出现，一个民间社会正在产生。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民间社会的成长，政府对个人的控制减弱，公民的自由度提高，个人选择的机会增多，生活空间扩展。
贫困是中国过去爆发革命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处于贫困状态，绝大多数中国人几乎没有什么财产，无产者与有产者形成对立，所以不断产生革命。过去的中国公民基本上没有私有财产。20年的改革大大增加了中国人的物质财富，一个中产阶级正在产生和迅速扩大。随着我国住房改革和企业股份制改造，城市居民变成房屋所有者，一些企业职工还成了企业股份所有者。中国社会财产私有在迅速发展，绝大多数中国人已成为私有者。
社会结构的变化表明，随着公民私有财产增加和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必然产生和强化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利的意识和要求，从而使宪政成为社会的内在要求，并获得强大社会力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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