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抗争：一种抗争我们很陌生

    这些违法既包括直接反抗他所不满的法律，也包括间接反抗他所不满的法律。“直接反抗”就是他的行为和反抗的目标法律之间有直接的联系，比如通过逃跑反抗兵役制，通过拒缴反抗苛捐杂税，通过海水煮盐反抗食盐专营法，通过进入拒绝接待黑人的饭馆、咖啡店反抗种族隔离制等。“间接反抗”就是他的行为和反抗的目标法律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比如通过堵塞交通反抗书报审查制度，通过焚烧国旗反抗国家出兵侵略邻国，通过不吃饭反抗国家允许妇女堕胎等。有的人只赞成“直接反抗”，而反对“间接反抗”，认为国家如果允许公民“间接反抗”，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找到借口违法犯罪，这势必将导致公民滥用不服从，从而使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实际上，公民的“间接反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一般来说，一个公民只要能找到“直接反抗”的手段，他是不会使用间接手段的。

 

    以梭罗为例，我们看到，梭罗反对的是奴隶制和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按照“直接反抗”的原则，梭罗应该释放奴隶，并给奴隶吃好穿好，享受医疗保险待遇，但问题是他根本没有奴隶可供释放；再不然就要等到国家要他抓捕或者镇压奴隶时再行抗拒，但问题是国家没有要他这样做。如果碰到这样的机会，事实证明他也不会放过。比如，在瓦尔登湖畔居住的日子里，他曾为一个从南方庄园里跑出来的黑奴指明北极星的方向，以帮助其逃亡。但问题是，他很少能碰到逃亡的黑奴，逃亡的黑奴也并不见得人人都找不见北极星的位置。因而他必须采取更有效的手段。反对战争也没错，但根据“直接反抗”的原则，他只能在国家强行征兵，或直接拉他入伍，并命令他对墨西哥开枪发炮时再行抵抗，但问题是国家没有让他当兵，更不用说让他开枪发炮了。作为一个白人，他不是奴隶制的受害者，更不会发动战争，墨西哥也没有他的亲戚。也就是说，他既不是他所反对的不正义法律的受害者，也不是施行者。按照一个公民只能进行“直接反抗”，不能进行“间接反抗”的论断，对于此等既不是由自己发动又于己无干的恶法只能袖手作壁上观。中国话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是，人有思想。从长远来看，是思想，而不是利益，指导着一个人或一种文明的走向。一个人一旦知道了什么是正确的，就不能不去做。现在梭罗知道了，一个人如若默认一种不正义的制度，便与制度同罪。而作为一个原家族铅笔芯厂的普通职工，康科德城的民办教师，现瓦尔登湖畔的暂住居民，孑然一身，不名一文，你让他怎么“直接反抗”制度？

 

    同理，在中国，如果我们陕北乡下的一个老太太，对国家无偿援助非洲的政策不满，最直接的反抗，当然是跑到中国驻非洲的大使馆静坐，但可惜路太远，她找不见。因而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刨断自家门前的公路，如果因此被派出所抓走了，她就只能上吊、绝食、喝农药了。再比如，倘若苏北农村的一个担粪老汉，对国家的卫星上天计划有意见，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给国家航天局写信，或者跑到卫星发射基地抱住火箭筒子不让飞——可惜他根本进不了场。于是，他想出一个奇妙的主意：担了一担茅粪坐在县政府的大门前。在这儿，刨路、上吊、绝食、喝农药、担茅粪坐在县政府的大门前都是一种象征性手段，目的是要借这样一种引人注目，甚至是破坏性的方式来吸引公众或手握重权的肉食者注意，并告诉他们：在铺天盖地的喝彩声中，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举起了拳头，仍然有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声音，他告诉世界——我不相信。哪怕要坐牢罚款，哪怕要藉没家产，甚至“含笑于九泉”也在所不惜。

 

    这一点与暴力革命完全不同。暴力革命家因对现实更少指望，所以他们寻求的不是点点滴滴地改良，而是运用武力颠覆现政权，从而建立一个由自己的正义观支配的世界。因而，他们不承认现政权的合法性，自然也不会承认“反动派”的法律就是我的法律。他们相信目的可以证明手段的正确。因而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总会不择手段地逃避法律的惩罚，为日后的暴力夺权积蓄力量。非暴力抵抗则是在承认现行宪法的前提下公开运用非暴力的手段来达到渐进改变不合理制度的目的。因而他们不会不择手段，他们相信手段就是目的，手段的纯洁代表着目的的纯洁。正如梭罗所说：“在一个不公正的政府统治下，正义之士的最好栖身之处就是监狱”。因而他们坦然走进牢房，像新郎走进新婚的洞房。

 

从梭罗到马丁·路德·金

 

    如果说梭罗的非暴力抵抗还停留在个体的阶段，还带有初创时期的消极色彩，那么到了甘地、马丁·路德·金的时代，就完全发展成了一种成熟的、积极的、可操作的哲学了。与梭罗时期相比，它呈现出明显的组织化、街头化、国际化的特点。

 

    在梭罗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他的反抗至始至终是一个人。他没有用“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等暗语联络同志，更没有用“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等谶言暗示举事的时间。单独行动，独立负责。因而如果把发生在1846年的这场事件定性为农民起义的话，这支农民起义的队伍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梭罗自己。他没有奉那个将帅的命令，他只听命于自己的良知。因而，你也可以说这场起义的总司令是上帝本人。

 

    这种纯个体性的反抗当然有它的好处，这好处就是自我判断，自我负责。如果他的目标是正确的，手段也是适当的，那么得到的荣耀也归他自己；如果他的目标是错误的，手段也是欠考虑的，那么伤害的也仅仅是他自己。不像那种组织严密、号令统一的团体行动，有时倒恰好对领导者本人形成某种保护。目标和手段措置失当的话，牺牲的又往往是基层的喽啰。这种“天马行空，一意孤行”的反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免遭牵连。因为是一个人，因而你可以指责梭罗以抗税反对奴隶制和国家战争是胡搅蛮缠，但你不能说，这场起义是由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起来的，如果硬要说煽动，那也是他自己煽动自己，或者说上帝煽动自己的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