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抗争：一种抗争我们很陌生

    为什么说在专制社会或极权社会中不会有“公民不服从”，即使有也不会成功？因为专制社会的君主或极权社会的独裁者不承认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因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群体和个人除了恳求和造反没有别的选择。因为说到底，公民不服从是一种在开放社会中的请愿形式，它的实质是通过直接而谦卑的行动诉诸多数的正义感。这个“多数”既包括统治者，也包括民众。但在专制或极权社会里，一切交通、信息都是垄断的，一切组织、结社都是被严密监控的，因而，这样的行动一般来说发动不起来，即使发动起来也不会成功。因为在一个封闭、僵化的体系中，人们不仅没有接受和传播信息的自由，甚至连围观的自由也没有。他的愿望、他的苦情、他的声音根本不可能送达到其他人的耳中、眼中和心中。他和其他人都隔着一座孤岛。他们的正义感不可能汇合到一起。因而“诉诸”的条件是不存在的。

 

    其次，民众的正义感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专制或极权社会中，人们长期经受奴役之苦，心灵大都扭曲。自私、麻木、一盘散沙是专制制度下人们的精神常态。除了极个别的仁人志士——这在任何时代都是有的——大多数民众的正义感残缺不齐，支配他们的往往是权势、地位、财富之类的世俗欲望，而不是什么正义感。他们甚是狡猾伶俐，“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鲁迅语），哪里有什么是非曲直！间或有一二意气风发、团结向上的好时代，底层的民众为正义的风气激荡，将要有所作为的时候，又和统治者的“正义观”形成了尖锐对立。结果自然是民众的正义观敌不过统治者的整人观，落得个鸡飞蛋打、赶尽杀绝的下场。

 

    总之，在专制或极权主义治下，统治者和民众要么是同流合污、互为因果，要么是截然对立、你死我活；而在民主社会里，只要立宪的精神不变，统治者和民众都会把自由平等视为一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间或有个别领导人顽固不化，如果对民众的“诉诸”成功，也会对统治者形成巨大压力。道理很简单：这些官员，包括总统都是老百姓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如果他的正义观严重违背民主自由的精神，他就会立马面对国会的弹劾与法院的传讯，再不济到下届就得乖乖走人。而在专制或极权社会里，大小官员，包括皇帝、元首都不是“票选”出来的，而是“神选”或“枪选”出来的，老百姓的正义感与他们毫无关系。你要让我改变政策？好！你得看我的“神”或我的“枪”答应不！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公民不服从是以平等自由、宪政立国为制度前提的。即使这个制度还很不完善，但至少是有宪政精神的。它的百姓虽然充斥着唯利是图、得过且过的腐化之风，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正义感来操控的。没有这个前提，公民不服从就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有可能遭到更强烈的弹压。因为说到底，公民不服从是要以自己的隐忍、克制和承受痛苦来激发对手的羞耻意识，并因之带来制度和心灵的转化；但如果对手毫无羞耻意识，他们不但不觉得弱势者的吃苦隐忍是尊严的体现，反而认为正可以利用他们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大开杀戒，那么，这种不服从就毫无意义。以往的论著过多地强调了非暴力运动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很少甚至不提他们的对手已经搭建起的制度平台，而纵观西方公民不服从的历史，我们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以及制度培育出的公民社会帮助他们成就了伟业。

 

    不错，是雅典的民主法庭投票表决，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但在那场著名的审判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苏氏滔滔不绝地对着法院演讲；他的学生色诺芬、柏拉图依然可以记录下来，使得雅典的法庭蒙受了几千年的诅咒；饮鸩之前，他的学生、朋友还可以到床前探望，讨论生死。但如果苏氏面对的是一场秘密审判，审判之前就割断了他的喉咙，他还怎么发表震惊世人的演说？开庭之时若拒绝任何亲友旁听，柏拉图刚走到门口，人家就告诉他，旁听证已经发完了，他还怎么记录老师催人泪下的辩护词？处死之后又封存一切档案资料，拒绝任何研究者对此事探查究诘，那么不用说一个苏格拉底，就是有一千个苏格拉底都白死了。他的死就和一个普通的乡村老汉寻短见没有任何区别。

 

    以梭罗为例，我们看到，在他入狱前已经有六年没有交人头税了，但人民群众没有主动揭发检举，与坏人坏事做坚决斗争；梭罗入狱后他的姑妈立即代付了保证金，而不是划清界限；否则他将面临更长的监禁，怎么还有机会写作《论公民不服从》和《瓦尔登湖》？出狱后鞋匠师傅和收越橘的朋友也没有将他视为“异己分子”，避之唯恐不及；他的老师、朋友爱默生也没有落井下石，把梭罗写给自己的信整理加注，交给马萨诸塞州的主管部门；即使在监牢中，我们也看到梭罗悠然自得，“仿佛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旅行”，而不是被牢头狱霸折磨痛殴，更不用担心有人跟他玩“躲猫猫”。鲁迅先生曾经感叹，中国之所以少有英雄，正在于中国的监狱难坐。信哉斯言！

 

    马丁·路德·金的成功更是得益于美国的制度之赐。作为一个法学博士，他深知美国法律的自由精神与黑人对自身权利的追求并不矛盾。他说：“即便眼下我们的动机遭到误解，我对我们在伯明翰斗争的结果也绝不恐惧。我们将在伯明翰和全国各地实现自由的目标，因美国的目标便是自由。我们虽会遭到侮辱嘲笑，但我们的命运同美国的命运紧密相连。”

 

    为此，他运用一切合法的手段争取这个制度的全方位支持；同时，作为被侮辱被损害的一方，他呼吁以最大的克制与谦卑争取美国民众，尤其是白人种族主义者的理解与同情。在六十年代初的“入座运动”中，马丁·路德·金曾向黑人发出“填满监狱”的号召，期间他本人也多次因违反种族隔离法而入狱。但南方官员们慢慢就发现，金博士的每一次入狱，都会掀起新一轮的抗议浪潮。因而后来地方法院判他罚款，金又拒绝缴纳的时候，官员们就偷偷地代他付了保证金。不错，马丁·路德·金获得了成功，但在他成功的背后你可以看见一个国家制度的微笑。他本人的传奇故事是美国梦想的延续，而这个梦想早在1776年就由一个叫托马斯·杰斐逊的人用鹅毛笔写在了羊皮纸上。

 

    尽管这样，马丁·路德·金还是为这个梦想献出了生命。1968年4月4日，他倒在了一支装有观测镜的狙击枪下。这说明公民不服从在任何时候都有危险。雅典号称当时世界上最有智慧的种族，而由民众组成的法庭却以281:220的票数判处苏格拉底死刑。因而，苏格拉底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因公民不服从而牺牲的人。他的死比泰山还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