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抗争：一种抗争我们很陌生

    诚然，这种反抗短处也是明显的。因为是一个人，所以它的力量有限，统治者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尽管梭罗自己说：“若是只有一个正直的人，能停止蓄奴，真正脱离奴隶主同伙，并因之被关入县立监狱，这便能在美国废除奴隶制度”，但这显然是气话、大话。事实上，梭罗死后一百年美国才真正废除了种族隔离制。为了黑奴的自由，这个国家不惜发动了一场战争才算真正结束了奴隶制。以梭罗自己为例，他的入狱事件在当时毫无影响，传播面远远不及我们的“周老虎事件”，后来之所以成为一个事件是因为他在三年以后的名文《论公民不服从》里提到了它。

 

    但你如果说梭罗的这种个体性的反抗，毋需太多勇气，也不需要冒太大的风险，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梭罗入狱后如果不打算自己缴税，也不是恰好有一个姑妈代他缴税，他就必须像一个革命家一样，准备把牢底坐穿；而且根据当时的法律，他完全有可能被剥夺掉全部的财产。尽管他不想当一个领袖，也不在乎有没有追随者，但事实是如果不是他一个人在抗税，而是把自己投身于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抗税运动中，他就不需要付出太惨重的代价。

 

    马丁·路德·金洞悉了这个秘密，他知道黑人争取自己的权利必须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才能成功。他说：“每时每刻，只要有一个黑人教师，因自己废除种族隔离的信念被枪杀，便该有一千人准备投身于他的立场。若是压迫者们为了一个黑人的抗议行动而炸了他的家，他们必得晓得，要压制住黑人勇气的汹涌浪潮，他们还得再去炸几千个人才行——即便如此，他们也不会成功。”因而他不是孤身入虎穴，而是号召黑人兄弟团结起来，成群地进入按法规不准他们进入的餐馆、商店、咖啡店等公共处所。老板拒绝接待，他们就坐在店内读书、看报，学生们还在那里做作业。公共汽车上有种族隔离的法规，前排只能坐白人，后排只能坐黑人，他就组织黑人和白人志愿者，一黑一白搭配起来，穿越种族隔离的州，谓之“公路入座运动”。甚至当一名黑人被不公正地逮捕时，他就号召其他黑人成群进入警察局，挤满它的走廊和大厅。在那个倒霉的同伴被释放前，所有的人都拒绝离开。

 

    除了故意进入种族隔离的处所外，黑人还创造性地发展出了诸如公共车罢乘、集体抵制某商品、拒付罚款或不公正逮捕的保释金、群众进军、群众集会、祷告大游行等多种斗争形式。这些斗争形式是违法的吗？当然是。但他说有两种法律：一种是公正的法律，一种是不公正的法律。何谓“公正的法律”？何谓“不公正的法律”？他说：“任何提高人格的法律都可称公正，而任何贬低人格的法律则绝非公正。”只不过“违反不公正法律的人，必得公开地违反，心怀爱意地违反，甘愿接受惩罚。”并认为，“人若违反他根据良心断定其不公正的法律，若情愿接受监禁的惩罚以唤起社会对其不公正的良心，这实际上正表现了对法律的最高尊重。”

 

    这些违法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吗？可能会。但即使带来了，也不是反抗者的错，而是压迫者的错。因为参与非暴力抵抗的人本身并不会制造危机，制造危机的是当权者和多数掌控的立法机构，而他们——处于弱势地位的黑人——只不过是把这种危机带到了表面而已。如果指责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黑人运用非暴力的手段争取权利会引发动乱，这岂不是只指责结果，而不指责原因吗？为回答八个“自由派”白人牧师对他领导的非暴力抵抗会引发暴力的诘难，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的监狱里写了一封长信予以反驳。他说：“在声明当中你们坚决认为，我们的行动，即便是和平性质，亦必得遭到谴责，因这些行为促成了暴力。可这一说法难道合乎逻辑？这岂不类似于谴责被抢劫的人，因他带了钱便促成了抢劫的罪恶行为？这岂不类似于谴责苏格拉底，因他坚决献身于真理与哲学探索，促成了受到蛊惑的群氓迫他服毒的行为？这岂不类似于谴责耶稣，因他对神性的独特意识以及对神不懈的忠诚，促成令他身受磔刑的罪恶行为？”

 

    的确，在一个由利益原则和暴力原则支配的社会里，统治者借口弱势群体的和平请愿会引发暴乱从而出兵镇压是家常便饭，不仅是镇压，镇压完毕，他们还会把惨绝人寰的结果归咎于少数别有用心之人的煽动以及不明真相群众的盲从。

 

    这就牵涉到公民不服从的条件。一般来说，公民不服从只可能发生在民主社会里，因为只有在民主社会里，人们才会将平等自由视为当然的正义观。谦卑而理性的反抗从表面上看是违法的，但就其指导精神而言，和一个民主国家的立宪原则是一致的。因而，即使在非暴力抵抗运动中，有某些稍嫌过激的言论和行动，也不至于遭到无情弹压。也就是说，公民不服从的主体是“公民”，而不是“臣民”。在一个君主专制或暴君极权的社会里，人们的一切所得都被视为恩赐，而一切反抗行为，即使再和平理性，即使再“手无寸铁”，也在未发生以前就已经错了。因而，公民不服从的条件是不存在的。

 

被忽略了的前提

 

    现在，我们进一步假定，公民不服从只可能发生在这样的社会里：这个社会存在着一些不公正的法律与政策，甚至是严重违反正义的行为，但它毕竟有了近现代以来人们普遍承认的民主政体，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愿意把平等自由作为基本的价值观。尽管政府的许多做法已经偏离了它一贯宣称的正义原则，但至少还没有否认它的立国理想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幸福与尊严的。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运用非暴力的手段不断叩打当权者和他的人民：以我们慎重而又理智的观察，自由平等的原则正在遭到严重侵犯。我们的目的不是要造反，而是要和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汇合到一起。

 

    简单地说，只有人们面对的是一个接近正义，至少是一个承认正义的社会，公民不服从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它的成功依赖于两个相互制衡的因素：1，统治者的正义感；2，民众的正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