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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概念牢笼，温情对待传统——与易中天先生商榷
自由和平等对于人的存在而言，是最为重要的两种价值。不幸的是，自古至今，这两者之间存在紧张，甚至冲突。随便举几个例子：在思想史和政治史领域中，人们通常会说，法国思想和法国大革命追求平等，而英国革命追求自由。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平衡自由与平等。一直到当代西方理论界，自由主义与左派争论的焦点也就在于自由多一些还是平等多一些。长期以来，经济学领域争论的问题，也无非是两者之间的取舍：缪尔达尔、斯蒂格利茨等人要求平等多一些，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等人主张自由多一些。
凡此种种争论清楚地表明，人们固然可以追求鱼与熊掌之兼得，但其间难度是非常之大的。自由与平等确实是两个具有相当不同的内涵与指向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在现实中已然如此复杂，在分析古代思想和制度的时候，人们就有理由高度审慎。
这包括，人们应当意识到已故杨小凯教授提及的“后发劣势”困境。在当下中国运用概念思考中国的问题，尤其是思考历史问题，国人面临严重后发劣势：我们熟悉的概念过于先进、时髦了。借助西学，和西方成熟的现代社会，人们掌握了很多概念，并视之为常识。孰不料，这样的概念太成熟了，而它们的基本义可能已被遮蔽。
比如，谈到自由，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立刻要求个性解放，乃至于性解放，据此而高调地反礼教。八十年代的文人则坚持穆勒所说的“社会”与个人关系意义上的自由，据此而坚持反传统。他们确实在主张自由，但这些是非常现代的自由概念。它们不是自由的基本义，而是后出之义，附加了很多衍生物。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衍生物模糊了自由的本来含义，人们把很多与自由无关的价值，尤其是平等，添附于其上。这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当然是无法避免的。那么，要理解概念，就首先需要做一番清理工作。二十世纪以来诸多思想人物都在做这样的工作。柏林最大的思想贡献，区分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就隐含了这一点。二十世纪很多思想家，比如哈耶克、施特劳斯、阿伦特、沃格林等人，也都在质疑、反对现代的自由，而主张回归自由的基本义。
奇怪的是，不少知识分子却顽固地以为，这个不知道涂抹了多少层脂粉的概念，才是真正的自由，反而指控相对单纯的自由不是自由。
这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也不是尊重历史的态度。十九世纪之前的自由就是穆勒一带而过的自由，也即刻意的强制被减少至最低限度的自由，才是自由的基本义。当我们评论十九世纪之前的事物的时候，就应当依据这样的基本义。
惟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中世纪英格兰的liberties和《大宪章》就是自由。依据自由的这一基本义也完全可以说，在西周、春秋封建制下，人们确实是自由的，尽管那个时代存在等级制。只要想象一下孔子的思想自由、办学自由，以及百家争鸣的辉煌，就足够了。
反过来，秦的制度让所有人实现了平等，虽然在这个制度下，人们没有自由。也就是说，不平等自由和不自由的平等，都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明白了自由与平等两个概念的源流，也就不会觉得这是不可理解的，而非要否定历史的事实本身。
回到概念的基本义，我们或可恍然发现，孔子与今日中国人的距离，其实非常之近。比秦始皇、汉武帝、康熙大帝都要近。孔子的时代是自由的时代，那个自由是现代自由的老祖宗，与现代自由同属一个物种，而不是另外一个物种。
事实上，今日国人为准确地理解自由的含义，与其攻读穆勒、罗素、杜威、罗尔斯、德沃金、孙斯坦，不如去仔细理解孔子所处时代的自由的状况与其制度。这些西方学者与其说是在揭示自由，不如说是在遮蔽自由之基本义。当然，在西方语境中，这部分地是正当而必要的。但由此所形成的关于自由的现代性常识，并不是健全的自由常识。
走出牢笼，唤醒温情
毫无疑问，相对于现代成熟的法治，“礼俗之治”存在很多缺陷。但相对于秦的“刑律之治”——那是一种严密控制的“警察国家”——礼俗之治的确可以带给人们相当程度的自由。礼俗也划定人的权利－义务，确认财产权，规范交易、合作等等，这样的礼俗之治乃法治的近亲或前身。
事实上，不光在此概念上，在很多问题上，国人在可以享有后发优势的同时，也面临后发劣势。现代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提出全盘反传统的主张，就可部分地归因于这一概念的后发劣势。留洋的知识分子们在已完成现代化的西方，获知最先进的现代常识性概念。他们以此衡量前现代中国的价值、制度，当然会得出结论：古典、古代的理念、制度，实在是一无是处。
比如，他们猛烈地批判礼教、礼俗。毫无疑问，相对于现代成熟的法治，相对于现代个人解放理念，“礼俗之治”存在很多缺陷。但是，回到古代社会治理的语境中就会发现，相对于秦的“刑律之治”——那是一种严密控制的“警察国家”——所预设的政府权力至上与官吏蛮横专断，礼俗之治的确可以带给人们相当程度的自由。礼俗也划定人的权利－义务，确认财产权，规范交易、合作等等，民间社会就是据此自我治理大多数公共事务的。这样的礼俗之治实乃法治的近亲或前身。
也就是说，礼俗确实没有带来完全平等的自由，也确实妨碍个性的解放，但它确实在界定和守护个人自由的空间。传统中国处于皇权制下，社会却不乏活力，奥秘就在于，在官府的刑治之下还有一个民间的礼俗之治。现代启蒙知识分子抱定僵化的法治概念，看不到礼俗之治与法治的同质性，而把礼俗一棍子打死，必欲毁之而后快。其结果却是，所有人直接暴露在权力之下，社会治理悲剧性地回向了刑律之治。
此一例证表明，当启蒙知识分子宣称，中国历史、中国传统、中国文明一片漆黑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历史本身真那么黑暗，而是因为，知识分子自己带了一副乌黑的墨镜。他们被自己的常识性概念俘虏了，不假思索地运用最时髦的概念来判断古代。这样的态度绝不能说是理性的，它是一种最堕落的迷信：对自我的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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