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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变冯玉祥：多次背叛上司影响中国走向
1923年，曹锟操纵总统大选，以每张选票五千大洋的价格收买参众两院议员。作为曹派人物，冯玉祥没有直接参与贿选操作，但是以“索饷”、辞职等等举动，逼得黎元洪出走、张绍曾内阁总辞职。
这为冯玉祥招致社会各界广泛的责难。全国各地均通电否认曹为“候选总统”。安徽旅宁学生团体致电冯玉祥说，“惟年来闻公政绩，未尝不引为军阀中之优秀者，满冀公始终自爱……不意此次曹欲攫取领袖逼走元首，都门鼎沸，举国震动，中外报纸，皆指公为曹氏之功臣，新华门逼宫一剧，在全国已尽知，不愧为曹氏一走狗……军人之模范，更如是乎？呜呼，公其休矣。”一些地方的基督徒指责他的所为违背了宪法，并告诫他要安分守己。
舆论强烈地刺激着冯玉祥。他一向视声誉为性命。如今，他必须要在世人面前与曹锟划清界限，挽回自己的社会形象。
1924年2月，冯玉祥续娶李德全。在他们的婚礼上来了一位特殊来宾——张作霖的亲信副官马炳南，他带了一份厚重的贺礼——一批军火和150万的军饷。马炳南后来透露，他们与冯就联合倒直进行了实质性会谈。
9月，张作霖趁江浙战起，率大军17万入关，吴佩孚统率25万大军迎战。两军在热河、山海关等处交锋，均用海军、空军参战。当时，冯部被调遣在喜峰口一带与张作霖作战。
幕僚石仁麟记录了兵变的全过程。“冯仅少数轻装前进。每到一地(冯)即以电报报告其行踪，取信曹、吴。并借口修路，把炮兵火力潜伏在沿路两旁的城镇，不露神色，待吴佩孚嫡系部队第三师开赴山海关前线后，立即班师回京，由孙部策应入城，包围总统府。胡部得讯亦由前线反戈，会师一处，驱曹倒吴，宣告主和，拥段。”
23日清晨，北京市民一打开门，发现街头有大量佩带“誓死救国，真爱民、不扰民”白色臂章的冯军站岗，才知道京城内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11月2日，曹锟被迫向参众两院通告辞职，贿选政府被完全推翻。
回京后，冯玉祥和胡景翼、孙岳等人聚集北苑召开善后会议，组成国民系。冯玉祥情意恳切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并让教友马伯援带着自己的亲笔信赴广东面见孙氏，他在信中说，“先生党国伟人，革命先进，务希即日北上，指导一切。”
这让孙中山欣喜万分，频频回电劝勉冯玉祥，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两日后乘永丰舰离粤北上。
冯玉祥显然对如何“善后”思想混乱。他在邀孙北上的同时，也邀请了段祺瑞出山。冯曾对张绍曾说：“一方面，我派人南下欢迎孙中山北来，做我们的导师，支持和平会议，组织政府，实行孙中山《建国大纲》里所写的那些政策”，“我还想让你当总理，叫老段主军，你主政，中山先生做总统，我们这些人都听从指挥。把中国治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强国。”
在天津日租界，冯玉祥、张作霖等和段祺瑞进行了一次三方会谈。出于各方压力和利益考虑，冯玉祥选择放弃孙氏，和张作霖联合拥段祺瑞上台。
11月14日，段祺瑞宣誓就任临时执政，并颁布《临时政府组织条列》。
很快，张作霖违反与冯玉祥的秘密协定，派重兵进入山海关，对冯部国民军形成强大的威胁。11月24日，冯玉祥宣称下野，避居北京西郊天台山，并邀吴佩孚和他一起出洋，来证明自己发动政变并无私欲，如今功成身退。
12月4日，孙中山到达天津，冯玉祥派部下去迎接。12月31日，孙到达北京，冯玉祥已奔赴张家口，就任段祺瑞执政府委任的“西北边防督办”。
孙中山抵京后病情恶化，住进协和医院。冯玉祥把孙的安全职责交给心腹——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他先后住离京、津不远的天台山、张家口，但始终没去见孙中山，仅派夫人李德全前往探视。
冯玉祥的苏联军事顾问维·马·普里马科夫在其日记里写道：
冯玉祥把日本的朋友、张作霖的仆从段祺瑞留在总统的宝座上，使自己失去了政府的支持，处于荒谬的政治地位：虽说他是京城的实际主宰者，可是那里却有个随意逮捕国民党员、镇压街头游行示威的敌对的总统及警卫旅。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提供了共同犯罪的条件。
领导人物在政治上的动摇，使国民军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使它在众多敌人面前陷于孤立。
政治上陷入孤立的冯玉祥开始急切地寻求外国援助。从1924年开始，他所表现出来的改革意向和革命言辞，也引起苏联的关注，认为他会是国民党的支持者。整个1925年，冯玉祥从苏联人那里得到了武器、金钱、顾问和军事教官。他开始研读孙中山思想，赞赏其民族主义的观点，并分发300本孙的《民族主义》 给部下。
然而，在一封苏联顾问写给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信中，对于“冯玉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是军阀，还是革命者？”这一判断上，他们感到极为困惑。
1925年底，国奉两系战争最终爆发，国民军战败。冯玉祥通电下野后，带着妻儿取道蒙古访问苏联。他一边考察马克思主义和苏联体制，一边和国内遭受重大失败的部队保持联系。
综观冯玉祥一生，他曾多次背叛上司：1923年卷入驱逐黎元洪的活动，次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又发动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后来又推翻段祺瑞；在思想观点上，皈依基督教、亲近过苏联到后来的三民主义。这使得一些人认为他反复无常、翻云覆雨。
国民军系将领徐永昌曾批评冯玉祥历来是“论变不论常”，“显得多少有点时髦肤浅”。而冯氏的追随者们认为，这正是他思想进步的表现，“是主张正义，不得不尔；是顺应潮流，跟着时代前行。”
冯玉祥自己常常引用陶渊明的话“觉今是而昨非”。他自比春秋末期卫国大夫蘧瑗，说“昔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他确实区别于一般的军阀，好学不倦、总希望跟上时代潮流。对于只受过一年零三个月正规教育的半文盲男子来说，他读书之多是惊人的。美国学者薛立敦曾评价说，“他可能是比其同时代的军阀更易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人。然而，教育上的缺陷让他总是落后一拍。”
这可能是20世纪初中国的普遍思想状况。即使是知识精英们也依然徘徊在众多思想和主义之间。因为冯玉祥的地位和所掌握的军队，他的“反复无常”，对整个中国的政治时局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溘然病逝。这位在位仅41天的临时大总统和他的“三民主义”，幻化为一个政治象征符号。此后，任何谋求政治权力的人，都开始宣称自己是孙氏思想的信奉者与继承者。
这一年，冯玉祥开始听说一个名字——蒋介石，一个野心勃勃、坚定追求权力的军人。
在抵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冯玉祥在徐谦的介绍下加入国民党，两周后他派使者赴粤办理正式的入党手续。6月30日，蒋介石电邀冯玉祥南下共商大计。冯回致密函，称“毅然加入国民党，与诸同志联合战线奋斗”。
1926年8月，国民军在直奉晋军阀联合进攻中溃败。冯玉祥带着450万卢布苏联援助紧急起程。9月16日，他赶到绥远五原县，出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站在土台上，冯玉祥慷慨激昂地发表著名的《五原宣言》，追述了自己的戎马生涯，历数功过，说自己“过去没有明白革命的旗帜，”“这次要赤裸裸地说出来，使国人知道，我做的忽是革命，忽而不是革命，其缘故是什么回事”。他第一次公开了自己国民党身份，表示从此完全接受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做一个革命的三民主义者。
从此，这位北洋军阀集团的实力派人物，正式成为“革命阵营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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