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对日索赔：中国人在宽恕中能等到什么

 

一群中日“蚂蚁”

 

　　内田雅敏20多年来自费为中国劳工提供诉讼服务，奔波于日本与中国之间，不仅付出了大量金钱，也从一个壮年人变得两鬓斑白。

 

　　西松建设安野作业场的每一个劳工，都有一部血泪史。在日本法院提起诉讼时，西松建设曾经向法庭提供的材料，称“中国劳工在安野的待遇不坏，甚至在安野劳动和生活条件比中国华北还要好”，对于这一点，日本龙谷大学的田中宏教授以他大量的调查向法庭证明西松组等企业为了逃避罪行，是如何谎称中国人的待遇的。苦难的遭遇在向西松建设提起诉讼的5名原告邵义诚、宋继尧、吕学文、杨希恩、曲福先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邵义诚、宋继尧、吕学文是活着回来的，杨希恩死于广岛原子弹爆炸、曲福先在安野被虐待致死（两人都是遗属代为诉讼）。在安野被强制劳动的360人，其中有不少是国民政府的军人和抗日游击队的战俘，身体强壮的被安排去开隧道，邵义诚和另外60人在河道里清理石头，一天需要在冰冷的河水里工作12-14个小时，挨打骂、饥饿是常态，工伤更是常常发生。邵义诚就是被石头砸伤了腿，但依然得下河劳作，后来他的伤口溃烂弥漫到全身，几乎丧命。而战后回到家他才知道，更大的困苦在等着他，母亲当年因为他被抓也死于悲恸，姐姐和妹妹相依为命度过了战争，而他的伤病又使家里不得不变卖了房产来治，两年的倾家荡产的治疗之后他才能站起来，而贫困使他不得不又过了8年的流浪生涯。原告之一的宋继尧，曾经是一名游击队员，人很有胆气，身体又壮。在一次押运石砂的时候翻了车，沙子进入了眼睛，西松建设公司没有给有效医治还逼迫他继续劳作，眼睛就一直烂，肿得巨大。在确定实在无法劳作后，西松建设决定将他送回中国，漫长而艰难的回国路上，一只眼睛实在肿痛得无法忍受，宋继尧便狠心用自己的手将眼珠子抠了出来，而另一只眼直烂到完全失明。回到国内宋继尧一直都相当困苦，一度靠流浪说书为生；而吕学文因为反抗被关进监狱，因而受到了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伤害。

 

　　邵义诚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时已经73岁了，而当年找到的69名幸存者到现在只有19人还活在世上，5名原告也有两人离世。原安野劳工联谊会会长和原告团团长吕学文，曾4次赴日本出庭。2002年7月一审败诉，老人悲愤难抑，从法庭上下来后就一病不起，次年就离开人世，而双目失明的宋继尧每一次到日本开庭，都是靠人用轮椅推着，前几年他还能出门作证，现在已经神志昏沉。

 

　　如果说二战期间发生的最残酷最不人道的战争犯罪经过人类60多年的反思追讨，已经逐步得到确认和解决的话，那么日本与亚洲之间战争遗留问题是最后的一个堡垒，日本政府、法院、企业对于亚洲和中国受害者的一次次的拒绝，无疑是对受害者的再一次伤害，这使旧疤又添新伤，旧恨又增新仇。

 

　　为了让日本政府和企业道歉并赔偿，中日双方的律师、学者和市民和华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王选说他们是一批啃掉中日间仇恨的“蚂蚁”。

 

　　1992年，旅日华侨林伯耀先生和川原洋子女士及日本友人筹备了“西松建设谈判支援会”、“广岛市民与原子弹伤害的中国劳工交流促进会”、“安野中国劳工起诉西松建设支援会”等，支援会的每一个会员每年都要交3万日元的活动经费。这些市民、律师捐出来的钱全部用来支付中国的5位原告轮番多次赴日出庭举证。

 

　　在广岛，这些支持中国人的日本人每个月散发一次传单，两个月去一次西松建设分社，不定期在东京西松建设本社门口游行；为了壮法庭诉讼的声势，他们便不辞辛苦地进行签名活动和写声讨信，向法庭寄明信片。2000年开庭，他们一次向法庭提供了47，690人的签名，而这在日本是很难做到的，本报记者曾在东京街头看到征集签名的情况：在地铁站前广场，用小喇叭不停地广播，拦住匆匆走过的人，鞠躬、说明，再鞠躬、再致谢。

 

　　对于比花岗岩还硬的西松建设，广岛“支援会”中7名成员从2001年开始花自己的钱购买西松建设的股票。川原洋子用状告工作单位男女同工不同酬胜诉的1000万日元全部买了股票，林伯耀购买了280万日元，现在他们手里的股票跌得连一半都不值了。购买股票是为了成为西松建设的股东，能够获得在股东大会上发言的权利，是要让西松建设的决策层知道不解决历史问题这些股东会纠缠不休。

 

　　大学教授、律师都算是日本社会的中产阶级，是日本社会的知识精英。本报记者曾在日本东京多次参加了他们为中国战争受害而举行的各种各样的支援会，聚会常常是放在晚上6点。每个人都是空着肚子坐地铁匆匆而来。来了坐下就开会，有谁带来糖果等大家边开会边吃一点，散会后，租用开会的场地费每人分摊一份，有时会完了但商量的事还没定下来，几个人再找一个小饭馆，边吃边讨论，饭钱A A制。

 

　　内田雅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就介入中国劳工受害调查对日本的诉讼，他曾是强制劳工刘连仁案的代理律师，也是花冈劳工诉讼案的律师，二十多年下来，他自费为中国劳工的诉讼服务，奔波于日本与中国之间，不仅付出了大量金钱，也从一个壮年人变得两鬓斑白。

 

　　采访当中记者从他双眼流露出的目光中，感知到他身上的日本人特有的极其认真、极其坚忍的特质，在对谈中，他特别用很重的语气说：“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我这样做不只是为了中国的受害者”，“我是日本最后一代生下来就没有见过父亲的人，是日本投降那一年出生的，虽然自己没有战争的记忆，但战争却影响了我一生。”

 

　　“我这样做是为了日本好。西松建设和鹿岛企业的历史问题，不只是企业的，更是日本社会的问题。有人说这次和解我们胜利了，我就不用胜利这个词。我是为了日本社会的进步，我不想把这样的问题留给我的孙子。”内田说，“这不是现在和过去的问题，而是未来的问题。”

 

　　就算这些日本人说他们是为了日本社会的进步，但中国的受害者也愿意把他们看成是“日本的活雷锋”。

 

　　没有日本人的支持，甚至连一个官司都打不起，这是中国受害者窘迫的现实。相对于日本，“中国民间投入较大精力的关注者屈指可数，更缺少有实力的政治家和企业家，没有经费是众所周知的现实。况且中国民间的活动还要受到某些限制，支援者能够坚持下来是需要勇气和决心的。他们对受害者的援助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刘宝辰所说的这番话，更多的是自己经历的写照。

 

　　“记忆并不是为了恨”，“我们倘若失去历史，还将失去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到进步的机会”。原中国细菌战诉讼原告团长王选女士在各种面向世界的宣讲中说。

 

　　中国人和日本人，在这种共识下走到一起。对中国人来讲，需要日本政府的谢罪来调和、化解60多年的郁积，告慰已经离世和将要离世的人；对于日本人来说，需要得到中国人的原谅，放下内心沉重的“罪感”，正如细菌战原告团日本律师事务局局长一濑敬一郎所表达的：他从内心里感谢中国的原告，实际上不是日本人在帮助中国人，而是中国人在帮助日本改变自己的社会。

 

　　而二十多年的诉讼，如一个滚动的雪球，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诉讼本身已经远远不只是亚洲、中国受害者和日本政府、企业之间的双向关系，而是变成了亚洲各国包括民间组织、法律界、学界的跨国界运动。

 

　　骨头有多硬，蚂蚁就有多强。细菌战原告团原团长王选撰文说：“西松和解”与其说是西松建设公司与安野中国劳工之间的和解，不如说是由日本支援人士代表的一部分日本民间群体与安野中国劳工代表的一部分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之间达成的和解，这群中日“蚂蚁”十数年来，通过日积月累的劳作，终于啃除了那岩石般的、任岁月风雨吹打也无法销蚀的仇恨。他们终于感动了他们国家和民族曾经受过创伤的人。

 

　　“希望西松建设的和解能够成为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西松建设和解中方律师内田雅敏说。

 

　　“西松建设在日本是一个很大的企业，它的影响力在它与现任政府的民主党背景的联系上更加显示出来，它有力量影响现在的日本新政府，也可以影响日本的其它企业，所以我们坚持将和解一步步地走下去，不动摇。”

 

　　“日本律师联合协会”会长高木喜孝特别郑重地向本报记者强调：“日本律师特别看重中国社会对这次和解的看法。”中国原告的意愿很重要，但中国社会怎么看这个和解也很重要，所有对此次西松建设和解不满意的地方，包括金额，都可以作为要求提出来，放在下一个和解谈判条件里谈。”他说。

 

　　“明年1月，我肯定地说，西松建设另一个作业场信浓川的和解将会达成。”高木喜孝说这句话，是在2009年12月15日的日本东京。

 

■漫漫和解路

 

　　●劳役从1943年3月至1945年5月，中国38，935名男壮劳力被掳到日本，安排在35家大企业劳役。其中西松组（现西松建设公司）有劳工360人，期间死亡29人，负伤112人，患病269人次，终身残疾至少5人，直到1945年11月底，幸存劳工才得以返回祖国。

 

　　●交涉1992年至1996年，河北大学师生在日本友人的支援下寻访到幸存劳工69人，遗属百余户，于1993-1997年与西松建设交涉。

 

　　●起诉1998年1月16日，受害劳工邵义诚等5人作为原告代表前往日本，向广岛地方法院递交了对西松建设公司的起诉书。

 

　　●反复1998年1月至2002年7月一审，日本广岛地方法院以失效原则，判劳工败诉；二审至2004年7月，日本广岛高等法院以正义和公正原则判劳工胜诉；三审在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以中国政府放弃战争索赔权为依据，驳回原告诉求。

 

　　●和解2009年4月西松公司为改变政治献金丑闻曝光的负面形象，表示愿意解决“安野案件”的问题，双方于2009年10月23日达成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