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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对日索赔：中国人在宽恕中能等到什么
战后补偿：日本新政府如何跨过老门槛？
细菌战是典型的罪大恶极的国家犯罪，人人都知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人间地狱，但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远甚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杀戮，那就是细菌战！
——日本律师协会原会长、中国细菌战受害原告日本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
我们必须制定出一部日本政府对战争受害者有赔偿责任和义务的法律来。德国都付了7兆以上的赔偿，德国都能付出，日本为什么付不出来？关健是能不能面对历史，愿不愿意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日本战后赔偿联络网干事代表有光健
（从事战后补偿诉讼）17年，我老了，但政权也变了，鸠山是我大学的同学，在野时是补偿问题的支持者。我对新政府解决问题还是很有信心。
——日本律联协会长高木喜孝
2009年12月14日，东京，一位拄着手杖的日本老妇人，向媒体讲着她从东京轰炸的火海中死里逃生的经历，就在这一天，85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杨翠英也在东京，她受邀向日本市民讲述自己和家人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经历。东京和南京，战争的苦难将两个城市两个不同民族的人连在一起。
在日本从事战后补偿运动的土屋公献、荒井信一、前田哲男、中山武敏以及细菌战中国原告团团长王选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战争的残酷性和战争的责任一点一点地被揭露了出来，战争受害补偿问题也从此摆在日本历届政府面前。
日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一上台，就提出建设东亚共同体的设想，而这被很多日本学者认为是解决日本和亚洲国家历史问题的一个契机。2009年10月21日，日本参众两院议长在官邸接见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这是1997年发起的细菌战诉讼的中国受害者受到的最高规格的会见。
日本从事战后补偿运动的律师、学者、民间NG O人士也从种种迹象中感觉到新政府对这个老问题不同于以往的态度。日本新政府有意跨过战后补偿这道老门槛？如何跨过这道老门槛？
东京和南京：两位老人，一样的记忆
2009年12月14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门口，一群白发苍苍的老妇老翁在寒风中翘首等待，他们将红色的标语斜背在身上，向围拢来的媒体边诉说边流泪；他们将亲人的黑白遗像，紧紧地抱在胸前，神情凝重地伫立着。
这是曾经在东京高等法院门口上演过无数次的场景之一——二战中的受害者，向日本法院状告日本政府，追讨正义。但这一天的主角从曾经的中国人、韩国人、菲律宾人换成了日本人——日本的市民状告自己的政府，要求政府谢罪和赔偿。
起诉由131个东京大轰炸的原告发起，2006年3月9日，在东京遭受美国飞机空袭苦难60周年纪念日时正式向法院提交诉状（本应该是10日，但正好是周六法院休息）。
东京大空袭诉讼原告团团长、律师中山武敏告诉在现场的本报记者：因为旧日本军在二战期间对中国重庆等城市实施“无差别轰炸”才让美国有了对东京轰炸的理由，招致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对非军人实施的杀戮。日本国家应该对轰炸受害者进行谢罪及救济的义务，但通过交涉并没有等来道歉和赔偿，因此受害者决定将政府告上法庭。
日本也有战后补偿问题，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等待着道歉和补偿。
1945年3月10日凌晨，东京人都在睡梦中，美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中最大规模的空袭，东京数以10万以上的人死于一次3个半小时的空袭，酿成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轰炸事件。
日本茨城大学原教授、战争空爆问题研究会会长、日本的战争责任资料中心共同代表荒井信一说，东京大轰炸是对市民等非军事目标无差别的空袭，目的是为了迫使日本投降。美军在东京市民居住的区域使用了燃烧弹，燃烧弹被精确地投放在居住区的外围，烈火形成对内部居民的包围，使民众难以逃生。“这完全是以杀人为目的的，晚上大家都在睡觉，并且晚上可以低空飞行，900架飞机是在东京上空1500米投的弹，美国的飞机员说都能闻到人肉被烧焦的味道。而平常的轰炸高度一般是在5000米以上的”。荒井信一说。
东京大轰炸幸存的131名受害者目前最大的91岁，平均年龄也77岁。2009年12月14日，一位拄着手杖的日本老妇人，向媒体讲着她从东京轰炸的火海中死里逃生的经历，当老人说到60多年来她一直不能安睡，耳朵里总是会出现飞机轰鸣的幻觉，还能听到人体燃烧的滋滋的响声和闻到人肉烧糊的味道时，所有在场的人无不戚然。
而就在这一天，一个来自中国南京的老妇独自垂首坐在东京中日友好会馆后乐宾馆的前厅里。她是85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杨翠英。受日本和平运动团体的邀请到日本向日本的市民讲述自己和家人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经历。“在东京、大阪8个城市讲了8场，讲一场哭一场，再加上天天坐车，老人都要累死了！”杨的女儿说。
1937年12月13日南京的受难日，也是12岁的杨翠英和她一家人的受难日。“我家在南京许府巷33号-1的房子被日本人扒了，大家都集中到傅佐路14号的难民营里，我眼睁睁地看着我家里的四个人被日本人杀了。”
日本军人冲进了难民营，用长枪上的刺刀戳杨翠英的父亲，12岁的杨翠英怀里抱着不到两岁的弟弟，她惊吓得跪下来，边哭边求饶，“那么长的枪，那么亮的刺刀，我喊‘不要刺我的爹啊’！”杨翠英的哭喊声反而引来了日本人，一个巴掌扇在她的脸上，怀里的小弟弟就是这一瞬间被抢走了。“他们把我的小弟弟摔在地上，活活地用皮鞋踩死了呀！”
杨翠英的舅舅和堂爷爷也被日本人杀了，“眼看着一家人被杀了四口，我母亲哭啊，哭得双眼失明。当时她怀着孩子，父亲死后的第五天，孩子生了下来，是个小弟弟，但母亲太悲恸了，小弟弟完全没有奶吃，很快就饿死了，我母亲的眼睛也哭瞎了。以后就这样的一个瞎了眼的妈妈，带着我和我妹妹，还有一个弟弟过日子。”
老人的左耳朵是聋的，说话得对着她的右耳朵讲，她说这就是当年被日本人一巴掌打的。
老人说，日本军人一上午就杀了他家四口人，她认识的邻居家里也死了很多人。难民营后面有一个大鱼塘，每天用卡车拉来很多尸体，向里面填，填得满满的。“不会忘记的，永远都不会忘。只有死了就忘记了。”老人说。
东京和南京，中国的老妇和日本的老妇，战争的苦难将两个城市两个不同民族的人连在一起，战胜国和战败国、受害方和加害方，这一刻并不容易分别，而唯有苦难是相通、相同的。
日本人有光健这些年一直从事联络亚洲及世界战争受害者的工作，制作世界战后补偿网以联络各国的受害者，他说日本战争遗留问题涉及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韩国、朝鲜、荷兰、菲律宾、日本、印尼、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近30年来，这些国家和地区向日本法院提起70多件索赔案，至今无一胜诉，和解的有5件。大部分案件已经被宣判败诉，目前还有10个正在诉讼当中，但结局已定。
“在日本的法院是打不胜的。”正如有光健所说，这也包括日本人自己的诉讼。东京高等法院宣判还没有结束，两位报信的人手里各举着一面白底黑字的条幅从法庭跑了出来，一幅写的是：“请求弃却（驳回请求）”、一幅上写的是：“司法的责务放弃（指：如此判决，是法院放弃司法责任）”。
无差别的大轰炸、大屠杀；细菌战、毒气弹；强掳劳工、慰安妇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后60多年后，日本和亚洲的战争一页，远远没有翻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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