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对日索赔：中国人在宽恕中能等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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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放弃“战争赔偿”≠个人放弃“受害赔偿”

 

　　1972年9月29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宣布“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布结束”。其中第五条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但是，国家放弃“战争赔偿”并不等同于民间受害者放弃了个人追索“受害赔偿”的权利。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就“西松组（现西松建设公司）中国劳工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说根据《日中联合声明》第五条，中国国民在法律上失去了对日本政府和日本法人的赔偿请求权，故驳回了中国劳工的诉讼请求。同日，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中国“慰安妇”诉讼案的赔偿请求。日本最高法院首次作出的这一判决剥夺了中国民间对日战争索赔权。

 

　　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指出，中国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是着眼于两国人民友好相处作出的政治决断。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强征和奴役中国人民，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也是迄今尚未得到妥善处理的现实的重大人权问题。

 

　　1992年3月，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讲话时曾说，二战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赔偿损失”。（据新华社电）

 

历史拐点上的日本“战后补偿”

 

　    ●王选（原日本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浙江省政协委员）

　　●1952年生，祖籍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

　　●1977年毕业于杭州大学

　　●1987年，赴日本留学

　　●1995年，开始从事日军侵华战争细菌战受害者调查和对日民间索赔工作

●1997年，成为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

 

　　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H·哈里斯曾评价说“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

 

　　“日本要重新回到亚洲，重新取得亚洲各国人民的尊重和信任，必须清算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过去，对亚洲的战争受害者进行补偿，恢复他们人的尊严。”

　　——原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土屋公献先生曾向海内外发表公开声明，申明其立场

 

“战后补偿”运动的一个转机

 

　　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中国国家媒体相继评选出的2009年十大国际新闻之一是日本的“政权交替”。

 

　　2009年夏天，日本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在众议院选举中，以308席（众议院议员全部480席）对自民党119席，大获全胜。由于民主党在参议院中尚未获得多数席位，参议院的选举将在今年，也就是2010年的夏天举行，众议院选举大胜后，民主党联合社民党、国民新党组阁，以鸠山由纪夫为首相。日本的自民党第一次失去了战后以来第一大党的地位。

 

　　战后以来，日本社会上，基于对日本近代史上的殖民战争、特别是对于亚洲各国的侵略战争的反省，摒弃战争，主张走和平主义道路的大众运动，在不同的年代，以不同的主题为中心，此起彼伏，延绵不断。“战后补偿”作为这一“传统”的延续，起始于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达到高峰，趋向平稳后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当时的著名国会议员、政治家，包括自民党重要干部、国会议员、律师，包括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学者、研究者、作家等公共知识分子引领，社会各界普通民众参加。新政权的政坛上，就活跃着一批参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和平运动、社会运动，包括“战后补偿”的革新者，其中有现任的政治家，包括首相、国会议长、内阁大臣、政党党首等。

 

　　从理论上来说，日本的“政权交替”，应该说是其国内20余年来致力推动日本解决战争责任问题的和平力量——“战后补偿”运动的一个转机。参与“战后补偿”运动的社会各界人士代表性人物、原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土屋公献先生首肯担任细菌战诉讼中国原告团日本律师团团长时，曾向海内外发表公开声明，申明其立场：“日本要重新回到亚洲，重新取得亚洲各国人民的尊重和信任，必须清算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过去，对亚洲的战争受害者进行补偿，恢复他们人的尊严。”

 

　　早于1993年，新政权现任首相鸠山由纪夫在细川护熙首相内阁担任副官房长官主管政务期间，曾酝酿由政府出资，建立1兆（万亿）规模的基金，出于历史反省，用于对战争遗留问题的人道上的处理。

 

　　日本媒体经深度采访后，对此作了大幅报道。但是该案后来遭到重重阻力，终究未果。

 

　　民主党在夺取政权之前，在党内就设有“战后补偿”工作组（ProjectTeam ）和强掳劳工小委员会等，关注各项战争遗留问题。细菌战诉讼期间，在日本和平支援团体、律师团的安排下，多次拜会民主党、社民党、共产党议员，申诉细菌战受害情况，谋求日本责任问题的解决；并由议员牵头，在议员会馆内召开有关日本细菌战责任问题的公开集会，每次都分别有民主党、社民党、共产党、无党派议员参加。与会的议员都会发言，表示对问题的理解和对受害者的申诉的支持。

 

　　“新政权有勇气正视历史”

 

　　2005年5月，由土屋公献先生任代表的“战后60年清算日本历史问题国际协议会”大会在东京举行。亚洲各国家、地区，包括日本，参与这个问题的国会议员参加会议。笔者作为中国的协议员之一参加会议，并以当时尚在进行的细菌战诉讼的原告团代表的名字发言，对于中国虽为亚洲第一大国，但是公民社会开放程度却落在到会各国家、地区之后，深表歉意和不安。感谢各国家、地区市民们的努力结果，营造如此平台，为细菌战等战争受害者呼吁，推动着日本战争责任问题解决的发展，帮助了中国的战争受害者。会议将结束时，现任首相鸠山由纪夫（民主党）、现任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福岛瑞穗（社民党），分别作为当时的日本在野党党首，亲临会场，参加会议安排的自助晚宴，与各国家、地区代表、协议员进行亲切交流，并发表讲话，明确表明了对解决日本“战后补偿”问题的关注和支持。他们真诚、友善的态度，开放的心胸，让与会的其他亚洲受害国家、地区来的代表丝毫不感隔阂的立场，令人耳目一新，格外鼓舞。

 

　　2009年9月，鸠山首相会见胡锦涛主席时，表示要继承1995年日本村山富市首相发表的对于殖民主义、侵略战争的历史表示深刻反省的谈话精神；并提倡以欧洲为榜样，建立亚洲共同体。

 

　　2009年10月，鸠山首相会见韩国总统李明博时表明：“新政权有勇气正视历史。”

 

　　以上表态，与他本人作为政治家由来已久的立场和行动是一致的。

 

　　2000年12月，时任民主党代表、众议院议员的鸠山在接见中国研究者的访谈时，已经表明了以上的立场和观点，并举了德法关系为例。（《日本高层看中国》，台海出版社，2003年）亚洲共同体与欧洲共同体一样，在国家间有了基本互相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所以日本必须像德国那样，清算历史，克服过去，取得与亚洲邻国与地区的和解。

 

　　同年10月，日本国会两院议长分别会见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代表们和细菌战历史研究者。这是1997年细菌战受害者在日本法庭起诉以来，在日本受到的最高政治规格的待遇。而且两位议长毫不避讳日本细菌战作为历史事实的存在，并说他们个人早就知道。我以受害者代表名义向国会两院提出3点要求，其中第二条：组织专门人员或机构，对于细菌战的历史资料和受害情况作全面调查。目前，已经有议员通过日本“战后补偿”运动市民组织在积极筹办。

 

　　“不完善”的和解

 

　　随着鸠山新政权成立以来，在历史问题上作出的一系列立场表明和作为，日本企业西松建设公司与该公司安野作业场的被强掳中国劳工（以下简称安野中国劳工）也达成了和解。该和解“接近安野中国劳工最初提出的条件目标，即向中国劳工‘公开谢罪’、‘建纪念碑、馆’、‘赔偿损失’”。（《广岛安野中国劳工联谊会声明》，2009年10月23日）

 

　　安野中国劳工联谊会希望这个“不完善”的和解能成为推动掳日中国劳工问题全面解决的一步；日本市民支援团体、日本律师团认为，对于通过“和解”的方式，解决日本“战后补偿”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目前，西松建设公司与另一个作业场信浓川的中国强掳劳工的和解交涉，也在积极推进。

 

　　日本的德国研究专家佐藤建生认为：德国与欧洲各国和解，解决“战后补偿”是由政治家主导。当时，德国的重要社会推动力来自于谋求解决历史问题的市民运动。在这方面，日本的市民运动毫不逊色，但是缺乏真正站出来，予以主导的政治家。政府的态度确实非常重要。2008年夏天，三菱M aterial公司曾表露出愿意接受法院的和解劝告，与该企业中国强掳劳工协商和解。但是，由于诉讼中的另一被告“日本政府”顽固拒绝，使得和解无法成立。

 

看到了希望

 

　　鸠山内阁在“战后补偿”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使亚洲各国家、地区的战争受害者看到了希望。但是由于经济低迷、失业率上升，以及政治献金事件，四个月来，面对成堆国内社会、民生问题的新政权，执政艰难。1月4日开年的记者会见上，鸠山仍然充满勇气地说：是日本国民使得日本百年一度的政权交替得以实现，这是改变官僚政治、实现国民政治的开始。蜜月已经过去，今年是关键的一年，内阁将尽全力，为国民服务，绝不让经济第二次触底。

 

　　不管怎么说，目前的以民主党为主的联立政权，如果能够顺利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走出低谷，等到今年夏天的参议院选举获胜，才能开始认真着手他们的志向。在中国经济总量迅即超过日本的今天，仍然有日本的政治家、市民矢志不渝地在谋求通过“战后补偿”，争取与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及其所代表的市民群体实现“和解”。他们告诉我，“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一双手，来收拾我们日本人造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