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对日索赔：中国人在宽恕中能等到什么

 

 

战争遗留问题，从日本到亚洲

 

　　日本在战后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日本政府希望战争这一页被快快地翻过去，战争问题就被搁置于一边。荒井信一向记者讲了一个故事，战时他是一名19岁的陆军二等新兵，1945年8月15日入伍，9月13日就投降了，所以从没走上战场。当时部队有一些40岁左右从中国战场回来的老兵，晚上常在一起密商，19岁的他一直不知道他们在商量什么。后来他知道了是美军马上就要进驻日本，他们在商量怎样把自己的女儿藏起来，把自己的钱财藏起来。“他们以为自己在别国干的事美国人也会干。从这一件事上我就知道了他们在中国做了什么。东京审判果然证明了他们在中国做尽了坏事。”

 

　　荒井信一说，1993年成立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时，他对战争中所发生的事还不是太懂，只是一名大学教授。资料中心建立后不久《井本日记》被发现了，这本由日本陆军中国战区派遣军司令部作战参谋井本雄男写下的战地日记详细地记载了如何在中国浙江、湖南等地的作战中使用细菌武器。这是日本防卫厅公开战时资料时的一次“疏漏”，以为这只是一部普通的作战日记。日本学者吉见义明发现这部日记中记载了日军对于细菌武器的使用，便派了他的学生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防卫厅研究所资料馆里把它抄录了下来。这部日记至今仍然是日本唯一一部公开的，关于细菌战的日本军方资料。

 

　　荒井信一主办的《战争与责任研究》杂志第二期就刊登了吉见义明关于《井本日记》与细菌战的论文。“这是唯一刊登井本日记中有关细菌战的地方，别的地方很难登得出来。没有《井本日记》就没有细菌战的研究，也没有日本法庭承认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认定。”荒井信一说。

 

　　荒井信一从此把全部精力投入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研究，“本来和土屋是同学，毕业后大家各走各的路，没想到因为这件事，我们又成了战友”。

 

　　荒井信一说《战争责任研究》是非常严肃的学术性杂志，学术水平很高，但对所有的作者都不付稿费，订阅也全部是靠会员费。经费虽然是个大问题，但他努力不让它成为日本的“3期杂志”（日本杂志创刊快停得也很快，一般出到第3期就没下一期了）。《战争责任研究》是季刊，一年出四期。现在已经出到第67期。三个编辑，都是志愿者。

 

　　战争责任研究光有律师或光有学者都不行，必须是各种力量的结合，才能取得成功。不说亚洲其他国家的受害，就算日本本国的情况，也是经过几十年努力才大致有了一个轮廓的。

 

　　战后日本政府公布了一个日本战争死亡者的数字，310万人，其中80万平民，80万人中60万死于空袭。关于原子弹爆炸的死亡人数日本政府1945年公布的数字是8万。

 

　　对于这个数字日本社会是质疑的，但到底死亡多少，日本政府并不愿意重新调查。1977年，荒木信一发起和参与了一个民间调查，当时参加的人有搞社会科学研究的，有文化人类学者，有经济学者、历史学者，有新闻记者等等。数据统计到1946年底，原子弹爆炸的真实面目被还原了出来。

 

　　死于原爆的人数是13万-14万左右，仅长崎就有7万人，21个国家的人在原爆中死亡。而后来因为原爆引发的疾病死亡的是36万，两项相加，死于原子弹爆炸的人是50万！这和官方公布的数字相去甚远，之后，这些自发的市民团体将这个数字寄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请他们对研究的方法和结果进行认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多次核实，最后认为这个数字是比较接近真实情况的，于是从1978年开始在国际上采用这个数字。

 

　　“东京大轰炸同样也是如此，日本政府根本不进行调查，政府一分钱也不给，于是我们就自己开始做。”“日本政府也是至今没有处理好本国国民的战争受害补偿问题，日本政府的‘恩给’政策，是十年以上的军人才有恩给，公务员也有。日本的原有法律对战争中死去的军人的遗属也进行补助，妻子一般是按月领取，死去军人的母亲给过三次，子女没有给过补助。对于轰炸中死去的军人，有《防空法》也可以给予补助。但像东京大轰炸这样的受害民众，却没有进行过救济或补助。”荒井信一说。

 

　　那么东京大轰炸的受害者为什么到2006年才告日本政府要求赔偿？那是因为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收集证据，搞清事实的研究才起步，荒井信一说。

 

　　日本著名自由撰稿人、军事评论家、现为东京辅导国际大学教授的前田哲男，就是东京大轰炸的研究和调查者之一。

 

　　前田哲男出生在北九州市，这个城市曾经被美国选定为投放原子弹的城市，但那一天九州市上空云层很厚，所以改投了长崎，前田当时是7岁的小男孩，他说，如果不是那一天天气的原因，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前田从学校毕业后的工作是到长崎当记者，这让他直接看到原子弹受害者的余生是如何的痛苦，他采访到了美国佐世保军事基地，看到美国航母上每天起飞的大规模轰炸越南的飞机，也看到美国的核潜艇自由地出入日本，他说这些都让他和战争大轰炸结下不解之缘。他的专著《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二战时期的战略大轰炸》，将二战中的大轰炸进行了详细的揭示，而他的研究也从日本扩展到了中国重庆。

 

　　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揭露、认识和要求解决战争责任的呼声，就被前田哲男这样一批日本人一点点地扩展到整个亚洲。战争的残酷性和战争的责任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被揭露了出来，战争受害补偿问题也从此摆在日本历届政府面前。上个世纪80年代，韩国的慰安妇在日本律师和和平运动人士的帮助下，去到日本状告日本政府，接下来是90年代到日本要求清算战争责任的中国劳工、慰安妇、细菌战受害者，战争索赔运动如一波波的浪头冲击着日本法院和政府，虽然没有一例最终获得胜诉，但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残酷加害事实却在诉讼的推动下被调查了出来，最终成为被法院认定为铁的事实。于是怎样对待战争、怎样对待亚洲的受害者一直成为日本各届政府所不能绕开的问题，也成为日本和亚洲各国政治、经济交往中最敏感的一根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