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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对日索赔：中国人在宽恕中能等到什么
土屋公献：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诘问
2009年12月13日东京时间下午1点30分，东京四谷，一些人聚集在一起参加土屋公献的追思会。
土屋公献2009年9月25日因病去世，享年86岁。10月31日，《朝日新闻》刊登原明治学院大学校长森井真悼念土屋的文章，说土屋在战争期间“以学生身份上阵，亲身体验到了战争的愚味和悲惨后，把余生都献给了和平。土屋曾说过，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反战再不会被抓被迫害了，而沉默却是大罪，和平要从正视历史开始。”
土屋的静冈高等学校同学、同是进行和平运动的荒井信一评价土屋说：“他不仅仅是一面旗帜，他总是走在最前面，帮助这个世界上最需要帮助的人。”这个评价正应和了《读卖新闻》晚刊里对土屋公献的评价：一名律师、一名街头的律师、一名硬骨的汉子。而在日本，这种为街头穷人辩护的律师被称作是“社会派”、“人权派”“左翼活动家”。
对日本人来说，他曾经是日本律师协会会长，是解决战后补偿问题带头人；对中国人来说，他是细菌战中国受害原告日本辩护团团长、重庆大轰炸中国原告辩护团长；对于韩国人和朝鲜人来说，他是慰安妇问题解决立法委员会会长。他曾经是日本国家功勋的候选人，但他坚决地辞谢了，他的妻子说，“如果我们接受国家的受勋，就不好对国家进行批评了。所以土屋是不会要这个勋章的，他是身上有在野者（非当权者）精神的律师，叫我们懂得了战争的恐怖，也让我们体会到了在野者的精神。”
2008年10月，土屋的自传《律师魂》首发，这本自传里他把自己的人生分了三段，一段是自己的战争经历，第二段是律师生涯，第三段是从事战后赔偿事业。《律师魂》发行时土屋的身体已经很差了，这也算是他对自己人生的最后终结——— 从战士到和平卫士。
太平洋战争后期，还是学生的土屋应征入伍，先被派往旅顺，后又转赴小笠原群岛，驻父岛。这是日本即将战败前的父岛，绝望、饥饿和死亡笼罩着日军。战争结束前，上司命拥有剑道二级证书的土屋用日本军刀处决一个美军俘虏，而他当时是没有选择的。但在处决前一个剑道四级中尉自告奋勇，要显示一下刀技，上司说，那就让高手来吧。
处决当天，土屋值班，他把那个美军俘虏蒙上眼睛，领到刑场，并让那个俘虏盘腿坐下。“那个剑道四级的中尉很利落砍下美俘头颅，周围响起欢声”，战后，美军调查杀俘事件，中尉被追究，他跑回家中割喉自杀。“他是替我死的。”土屋在书里说，杀掉美俘次日，守岛日军抓到了两个挖尸体的日本军人，土屋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说是出于对美军的愤怒，想吃掉这个美国兵的尸体。“可能是那两个士兵饿疯了，各战区曾传说吃人的故事，看来是真的。”
这成了土屋反思战争的根源，因为“我亲眼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和荒诞”，土屋说。
1996年从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刚刚退下来，细菌战诉讼日本辩护律师一濑敬一郎便去找他，请他来担任辩护团团长，“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就答应了。”对于土屋来说，一濑是一个后生，一濑是在土屋举办的律师资格班上认识土屋，并以此考取律师资格的，所以能不能请到土屋他没有把握，是硬着头皮去的。
土屋的影响力果然不负众望，在担任辩护团团长后，土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日本全国的律师发传真、打电话，邀请他们参与细菌战调查和诉讼的准备工作，土屋以其前会长的影响力，一下就招来200多名律师志愿为中国受害者提供帮助，“土屋来之前，我们只有十来个律师，后来一下子就变成200多，又变成了300多，”一濑说。
从1995年细菌战的受害调查到2005年终审败诉，土屋和中国的受害者走过了十年的历程，这十多年里，细菌战诉讼将过去半个世纪一直被美日联合掩盖的罪恶揭露出来，并得到了日本法庭对事实的认定，土屋在美国向世界演讲时说，“细菌战是典型的罪大恶极的国家犯罪，人人都知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人间地狱，但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远甚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杀戮，那就是细菌战！”
多次和土屋共同出庭作证的细菌战中国原告团团长王选说，每一次出庭作证，土屋都笔直地站立，慷慨陈词，身上有凛然不可犯的威严。但坐在他旁边的王选注意到，到了诉讼后期，有几次向法庭陈述时，土屋撑在桌子上的双手不住颤抖。“这么大的恶，一次次地向法庭陈述、辩护，对一般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身体损伤！”王选说。
中国的原告对土屋怀着一种非常纯洁的感谢之情，多年一起的诉讼努力让他们的情感融合在一起。
王选在2009年中秋节前从上海给土屋寄了一盒月饼，中秋的月饼是年年要寄的，只是2009年的土屋患癌的身体状况已经到了非常艰难的时刻，说话已经意思不明了。土屋的妻子富美子在电话里对王选说：“我会把月饼切下来薄薄的一片，放进土屋的嘴里的”。
中国民间对日诉讼，是中国民间人权的觉醒，这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和进步而来的、人的尊严、生命的尊严，个人的生命的觉醒。对日民间诉讼给中国民众的这种要求找到一个出口——战争损害补偿。
在土屋的追思会上，崔凤泰向土屋的遗像敬上一杯啤酒，然后跪下行叩首大礼，现场的气氛为之肃穆。崔凤泰是一名从事战争索赔的韩国律师。他说他是用韩国人的礼仪来向土屋致敬的。土屋是日本战争期间慰安妇问题立法会的会长，他一边为韩国慰安妇出庭打官司，一边试图推动立法解决慰安妇问题。
三年以前土屋就被发现患了癌症，医生说他只能活几个月了，但他一边接受放射治疗，一边仍继续出庭，并参加集会游行。
“土屋已经超越了国界，成为东亚人权的维护者。人权没有和平就不能实现，他是最符合和平的使者这个身份的律师。”德国电视台协会东京支局的西里扶甬子说。
土屋追思会并不仅是土屋逝世的一个特殊的记念日，也是日本从事战后补偿运动的人借此进行的一个聚会。大家来自各行各业，有大学的学者、法律界人士、民间N GO召集者和社会活动家，所关注的战后补偿运动也不同，他们有的是为韩国慰安妇打官司，有的关注英国战俘问题，有的是为中国劳工或细菌战受害者打官司。再加上各自的政党不同政治观点不同，平时各干各的，有时还会有争执和争吵，所以很少能聚到一起。但为了追思土屋大家聚到了一起。
追思会还是依照每一次在一起开会搞运动的惯例，由每位参加者自己出会费，每人5000日元，学生、靠退休金生活的人和海外人士每人3000日元。
这似乎是一群日本的理想主义者的集会，一群对战争有反省人的集会，是一种维护和平和正义的人的聚会，也是一群多年来致力于日本与亚洲战争遗留问题解决者的集会。这里面几乎没有年青人的面孔，一眼看上去多是白发人。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过去的那场战争离他们并不远。他们中的少数人有战争的直接记忆，更多的人是战后日本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他们曾经从父辈的嘴里听到过战争二字，除了这群人以外，日本的青年人很少有人关心发生在久远的过去的战争中的事了，更不关心战争曾经给日本、给亚洲带来了什么样的记忆。
而土屋的去世代表着日本经历过战争一代人渐渐走出历史，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一代人对战争的反省，挑起了日本反思、诘问和追讨战争责任的思潮，在这种思潮的带动下，从上个世纪战争结束后就在日本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民间和平运动，这最终促使日本市民社会的成长，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而如今，苍发满头，土屋一代的知识分子留给人们的只是他们渐入历史暮色中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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