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文革”：义和团运动的世纪魔咒

朝廷不思进取，小民不识大体，洋人不讲道理

 

巨野教案，对于当地草民，首先是一大快事；对德国殖民者，是一大喜事；而对于满清朝廷，是一大难事。草民仇教，今日终得报仇机会，杀人劫货，好不痛快！德国觊觎胶州湾已久，总算有了出兵的借口，德皇喜出望外！清廷软弱无奈，草民控制不住，洋人得罪不起，帝国衰朽，百事维艰。

 

草民控制不住。眼见从四川到山东，民教冲突此起彼伏，乡野草民舞刀弄棍、练拳念咒，毁教堂、杀洋人、聚啸寻衅，各地官员忙着清剿砍头，奈何民不畏死。巨野教案发生，朝廷令地方严办，50多人被捕，为首雷协身、惠二哑巴斩立决，张高妮等五人无期徒刑。严办是做给洋人看的。从皇帝到大臣都知道，德国意欲侵占胶州湾，正愁着没有借口，只有快捕快杀，堵住德国人的嘴。光绪皇帝责令山东巡抚李秉衡“务将凶盗拿获惩办”，“现在德方图海口，此等事适组足为借口之资，恐生他衅”。【4】洋人得罪不起。一切都晚了。皇帝降旨的时候，德国舰队已经在开赴胶州湾的路上。德军占领胶州湾，上谕一道又一道，严禁抵抗，“敌情虽迫，朝廷决不动兵”，“惟有镇静严扎，任其恫吓，不为所动，断不可先行开炮，衅自我开。”【5】当然，守土者如果不开炮，入侵者也省得开炮了，长驱直入便是。德国占领胶州，进一步想北京朝廷交涉，要求惩办凶手、革职地方官、赔偿曹州地方教堂修建费9万两白银、德军侵占胶州军费数百万两、中德合资在山东全省修建铁路开发矿藏、租借青岛及整个胶州湾99年！德国如愿以偿。

 

朝廷不思进取，小民不识大体，洋人不讲道理。从小小的巨野教案开始，我们就看到结构中国近现代史的三个方面及其三方难以调和的冲突。这种三方面冲突的格局，从根本上有利于西方的扩张。

 

鸦片战争基本上是朝廷与洋人之间的战争。战争起于禁烟，禁烟是朝廷的事，民众并未见响应。反倒是利益所趋，乡民与洋商勾结贩卖，共同对付朝廷官府。难怪英国烟贩抱怨，朝廷管不住自己的臣民，又怎能管住外人。鸦片战争爆发，英军惊奇地发现，战争在英军与朝廷的士兵之间进行，中国老百姓却站在远处，观“西洋景”，以为这是红夷与官军打仗，与乡里小民无关。因此，英军所到之处，军需给养似乎不成问题。只要给钱，老百姓踊跃将粮食、鱼肉、淡水卖给他们，根本没有敌我意识，如果需要苦力，在当地也不难招募。真正可以证明民众参与这场战争的，就是三元里抗英的故事。不管这段故事如何被反复渲染，有一点总是让人难以置信，那就是三元里人民抗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三元里抗英，至多可以说是保家卫乡，那个时代的乡民，根本没有国家意识。【6】鸦片战争中，真正受到打击的是大清朝廷。在洋人那里丧权辱国，在百姓那里丢了天朝的威严，为太平天国造反提供了心理基础。第二次鸦片战争依旧是朝廷与洋人之间的战争。白河沿岸的百姓，宁愿为英法联军运输给养，也不愿意被官军抓了去当苦力，洋人总还是给钱的。

 

中国朝廷与百姓之间的分裂的“缝隙”，让西方扩张有了可乘之机。马可·波罗那一代人到中国，正值蒙古入侵、中华沦陷。明朝实行海禁，抑制了中国民间航海力量，西方扩张势力在印度洋到南中国海畅通无阻，一直到中国海岸，“郑氏海上武装贸易集团”曾经有能力遏制西方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无奈也葬送在满清内陆皇权手中。守不住海域也守不住内陆，鸦片战争后，西方人长驱直入，太平天国、义和团等中国内部的冲突彻底消耗掉中国的国家力量之后，西方在中国的扩张也就最终完成了。

 

朝廷与百姓的分裂，削弱了中国的力量，西方人也明白这一点。伊比利亚扩张时代西班牙殖民主义者计划远征中国，他们在菲律宾总共只有800人，要去征服一个至少有一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帝国，他们对自己的计划充满信心的根据，除了那种堂吉诃德式的狂热外，还有一种消息，据说中国百姓都憎恨中国朝廷，如果西班牙远征军在中国登陆，中国百姓会像欢迎解放者那样欢迎他们。西方人认为，东方专制帝国的朝廷与百姓是相互敌视的。英国海军以约7000人的兵力对一个有四亿五千万人口、80万常备军（约20万八旗兵、60万绿营兵）的大帝国开战，除了军事技术与组织的优势外，他们还相信，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平民不会参战，在天朝百姓看来，鸦片贸易有利可图，而战争，不过是红毛夷与皇帝的军队之间的事。“中国人民决不想损害同英国的关系……敌对心理只不过产生自政府的猜忌而已。”【7】

 

西方扩张，从来都是乘虚而入。洋药鸦片荼毒中华，殃民祸国，朝廷官府有此意识，百姓却无动于衷。朝廷禁烟不果，反起边衅，朝廷、百姓、洋人各有原因。除了朝廷腐败，禁烟令行不止，还有百姓不配合，国人要买，洋人才可卖。鸦片战争是“边衅”，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是“内乱”，内忧外患，如今朝廷，已既无禁烟之力，也无禁烟之意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使鸦片贸易与基督教传教合法化，西方人不仅可以自由贩卖“洋药”，还可以自由传播“洋教”。于是，“洋祸”从海疆之忧，酿成心腹之患。鸦片本是洋祸之源，此时更加泛滥，朝野却无动于衷。反倒是基督教传教，在民间与士大夫阶层激起强烈敌意，排教仇教，一时教案四起。（图4-6：深入乡间的洋教士，穿着汉装，却用刀叉吃饭。）

 

西方扩张触犯中国社会的，最初不是洋药，而是洋教。这也是让郭嵩焘捉摸不透世道人心的地方，为什么举国汹汹，要禁洋教，却对禁洋药无动于衷？初到伦敦时，正赶上英国卫理公会、浸会、伦敦传教会向英国众议院请愿，要求禁止鸦片贸易，郭嵩焘深有感触。回国之后，发现国人日日沉浸于鸦片，，实在不可思议。“今日洋祸之烈，实始自禁鸦片烟，而金田贼首，亦因洋务散勇，啸聚山谷，驯至大乱。是此鸦片烟不独伐贼民生，耗竭财力，实为导乱之源，洋人至今引为大咎，中国反而习之……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过于鸦片烟……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劫财力，毒害生民，无一人引为疚心。”【8】

 

百姓与洋人的对立，起自排教。而且在排洋教这一点上，士绅与乡民的态度出奇地统一也出奇地积极。这其中有政教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夷人传教，流毒最宽，贻祸最久，首先是对礼教秩序的冲击，基督教只顺上帝，不孝父母，数典忘宗、弃伦灭理。晚清两次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要兴洋教、灭满清，义和团要灭洋教、兴满清，社会矛盾转化了，也进一步激化了。太平天国冲击了满清政治体系，也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体系。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同治中兴开始，中国社会从上至下重建儒家伦理传统的方式，是进一步地保守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伦理层面上的冲突也就更为激烈。儒家伦理以孝为本，而基督教只孝顺上帝之父，不孝顺生身之父，所谓“数典忘宗”、“弃伦灭理”。

 

其次是对政治秩序的冲击，基督教扶植愚民、干涉词讼、蔑视朝廷、犯上作乱，洋教士将他们组织起来，平时接济他们粮食，许多教民不是“信教”（Conscience Christians）而是“吃教”（Rice Christians），遇到麻烦时，又以洋人洋教特权庇护他们。于是，教民中不少游手好闲、仗势欺人、为非作歹之徒。巨野教案的时候，曹州府一带民教矛盾一触即发。山东巡抚李秉衡的一份关于教案的奏折中将这种关系分析得很具体：“自西教传入中国，习其教者率皆无业莠民，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轹乡里，又或犯案惧罪，籍为逋逃之薮，而教士则倚为心腹，恃作爪牙。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多方恫吓；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虽至身罹法网，罪应骈诛，而不暇恤。是愚民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9】

 

最后是对民间经济的冲击。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扩张势力深入中国内陆，贸易或传教，触动了中国传统社会根基，从土地制度、宗族权力到家庭伦理，造成了民间社会新的阶层分化。教会势力造成的新的财富与权力阶层、西方进口产品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冲击、鸦片、烟草、棉花种植对中国传统农业的破坏，在中国民间已经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民生危机。在赤贫化的华北农村，西方传教士无疑是最有钱的，比那些土地主富裕多了。他们购买土地，收拢教民，形成一种新的力量，与民间宗法地主组织、官府对抗。传洋教的洋人有特权，信洋教的国民也有特权。民怕官、官怕洋人，这些洋传教士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不但不受中国地方行政管束，还经常干涉地方官，颐指气使。政府无力抗敌，民间积怨渐深。晚清大小不断、接二连三的教案，就是中国民间抵抗西方扩张的草根运动。

 

西方扩张在深入中国内部的同时，也引起中国社会地层的反抗。晚清世事惟艰，除朝廷自身腐败外，多起于“洋祸”。洋祸先是洋药（鸦片），后是洋教（基督教）。洋药盛行，摧残国家财政、人民身心，所谓损我养民之权；洋教泛滥，天朝礼教废弛，人民二心，所谓夺我教民之权。而民无所养所教，国也将不国了。洋药洋教，是双重洋祸。鸦片战争之前，国人感觉洋祸在洋药，中国与西方的冲突在贸易之争；鸦片战争之后，国人感觉洋祸在洋教，中国与西方的冲突在教义之争。而且，排洋教直接导致中国民间力量反抗西方扩张运动的兴起，最终造成朝廷、百姓与洋人的三角对立格局。

 

洋人既以鸦片毒中国，复以“耶教”诱良民，败坏民风、有碍吏治、污染渐深、流毒日广、居然异类、隐然敌国……鸦片战争前，朝廷仇洋，主要在仇洋药；鸦片战争之后，百姓仇洋，主要在仇洋教。传教士行踪诡秘，言谈怪诞，惑人害命，败伦乱纪，强占土地，干涉词讼，支持教民为非作歹。总之，洋药害人，洋教害人更甚；通商之弊小，传教之弊大。鸦片战争之后，教案不断，有民间冲动，也有官方诱引姑息。但教案一起，朝廷又迫于洋人之势镇压百姓。这样，在洋人那里，可以暂时息事宁人，在百姓这里，却积怨积仇愈深，终于酿成民变。当年在白河两岸观望英法联军通过，或帮联军搬运给养军火的百姓的后代，如今都参加了义和团，要扶清灭洋，烧尽洋楼、杀光洋人，据说还要念咒做法，打到洋人老家去。

 

中国民间力量反抗西方扩张运动的兴起，是中西关系史上值得注意的大事。西方扩张势力深入中国内陆，中国社会被分裂了，中西冲突成为中国内部的冲突。朝廷丧失抵抗意志与力量以后，民间抵抗出现，中西两极化的冲突转变为民众、洋人与朝廷之间的三角冲突。其中民众与洋人、朝廷的冲突的社会文化原因，还有积蓄在民间的一种普遍的屈辱感。鸦片战争的失败只把这种屈辱感加在朝廷与士大夫头上，而西方经济与教会势力渗透到中国社会底层，民间百姓也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这种屈辱。屈辱与压迫导致仇恨与冲突，而冲突与失败又加剧这种屈辱。

 

西方扩张激起中国民间的反抗，形成民众、洋人与朝廷之间的三角冲突格局。中国民间反抗西方扩张，最初是由仇教排教发起的。天津教案已经激起民变，此后教案接连不断，直到巨野教案发生，逐渐达到高潮。巨野刚平，临清、冠县的村民又开始围攻教堂、袭击教民，胶州百姓有组织地纵火烧毁德国营房，四川、湖南、江西、河南也先后爆发教案甚至农民的反教起义。余栋臣起义直指洋人洋教：“今洋人者，海舶通商，耶稣传教，夺小民农桑衣食之计，废大圣君臣父子之伦，以洋烟毒中土，以淫巧荡人心。自道光以迄于今，其焰愈张，其势愈爆……”【10】四川大足起义首先提出“顺清灭洋”的口号，三个月后山东冠县梨园屯义和拳起义又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值得注意的是，清廷一再“严办”教案、追剿义民，但起义者始终强调要“顺清”、“扶清”、“兴清”、“保清”，除了策略性考虑之外，也确有“尊王攘夷”的观念。

 

西方扩张造成的民众、洋人与朝廷之间的三角冲突格局中，朝廷加在中间，幸运的时候可以左右逢源，“以夷制民”或“以民制夷”，不幸的时候左右为难，“民”“夷”均不可制。民众要驱洋人、灭洋教，在意气良心上，多得官府的同情。毕竟上至朝廷，下到县衙，官员们大多对洋兵耀武扬威、洋商巧取豪夺、洋教干涉词讼、教民仗势欺人等现象不满，只是迫于形势，无可奈何，明白“愚民敢于为乱”，实为“教民有以驱之”。山东巡抚毓贤上奏朝廷说，以他20年在山东为官的经验，教民为害乡里，鱼肉良民，教士庇护教民，勒索赔偿，多端要挟，都是实情，民怨民愤，自有道理。【11】但是，拳民聚众闹事，扰乱治安，又必须弹压。尤其是烧教堂、袭教民，引起教案纷争，惊动了洋大人，事小则赔款，事大则割地，总吃不消。于是，尽管义民一再重申“扶清”、“保清”，朝廷却毫不领情，清剿拳民、处斩拳首，甚至滥杀无辜。森罗殿战役之后，清廷内部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清剿过分，妄杀百姓。指挥清剿的袁世凯的兄长袁世敦因“行为孟浪，纵勇扰民”被革职，毓贤受“传旨申饬”。不出一个月，上谕又斥责毓贤“固执成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要他“从严惩办，以靖地方”。【12】

 

晚清中国面临古今运会从未有过的大变局。数千年没有经历过的事，一时出现，让人错愕；万里之外从不相识的人，如今却出入于朝廷，居留乡间。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西关系已经成了中国内部的问题，成了洋人、朝廷、民众之间的三角冲突关系，民间反抗西方扩张的力量，也在这复杂的三角关系格局中形成了。西方扩张势力从海岸深入中国内地，从经济政治渗透到文化习俗，清帝国半个世纪的政治军事抵抗全部失败，中国民间社会的抵抗力量出现了，并且逐渐成为主力。腐败软弱的朝廷，夹在洋人与百姓之间，又试图利用洋人与百姓的矛盾，以民制夷或以夷制民，左右摇摆，暂时可以左右逢友，长此以往，终将左右为敌。

 

其实清朝廷也是迫不得已，但凡有一点办法，也不至于败亡如此。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一次次战败，清政府已经没有抵抗西方列强的能力了。历史经常指责清政府卖国投降，也不无冤枉。朝廷以国为家以家为国，家国性命之大，为什么要卖呢？至于让步签约、割地投降，巨耻大辱，迫不得已之为。据说曾纪泽曾对慈禧太后诉说办理洋务之苦：“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当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13】

 

中西两极冲突变成中国内部的三角格局冲突。洋人不讲道理，国人不明事势，朝廷不思进取，可能也无法进取。乡野小民，练拳排教，官府摇摆不定。拿不准他们是“邪匪”还是“义民”；持不平应该“剿匪”还是“抚民”。拳民或拳匪要“扶清灭洋”，在民众与洋人之间，官府究竟要站在哪一边？毓贤在李秉衡、张汝梅任山东巡抚时，曾经严惩清剿过“拳匪”，他自己继任山东巡抚后，又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的九字方针，宣抚义和拳、大刀会，将“拳匪”变成义民组织的“民团”，改“义和拳”为“义和团”。无奈那些暴民根本不听他调控，有官府宣抚，壮大更快，转瞬势成燎原。朝廷有农民暴动的教训，更有洋人不断施压，毓贤又被革了官，调任山西。

 

从巨野教案到义和团进京，山东换了四任巡抚。袁世凯带新军继任，发布《查禁义和拳告示》，对义和团大开杀戒，朝廷又电谕袁世凯对“拳民”“不可徒恃兵力”、“良莠不分”、“株连滥杀”，应该“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义和团在山东被袁世凯清剿，的确“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了，但转向京、津地区，在保定、诼州等地，义和团却“化无为有，化小为大”，不仅大烧洋楼、大灭洋教，而且开始反过来进攻官兵，在芦保地区、京津铁路沿线，一再与官兵冲突。清廷对于义和团，是抚是剿，如今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