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文革”：义和团运动的世纪魔咒

三、在文化裂谷的深处

 

 

进退在中西之间

 

1271年前后，马可·波罗从威尼斯出发前往大汗的国土，在新建成的汗八里皇宫里觐见忽必烈。700年过去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准备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值文化大革命中。尼克松感觉自己像当年的马可·波罗，来到一个西方人完全陌生的世界，将要见到世界上最有权威的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大汗”。

 

尼克松行前仔细向马尔罗询问毛泽东。马尔罗是法国著名作家、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曾在北京中南海的丰泽园访问毛泽东，马尔罗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系列英明君主的继承人，在毛泽东的身后，他看到中国历史上一系列雄才大略的帝王的身影。【49】他告诉尼克松：“你面对的是一个巨人，不过是一个面临死亡的巨人……你将会晤的是一个命运奇特的人，他相信他正在演出自己一生的最后一幕。你可能以为他是在对你说话，但实际上他将是对死神说话……总统先生，你是在理性范围内行事的，但毛却不是。他带有一点巫师的味道。他脑子里有个幻象，这个幻象迷住了他。”【50】

 

毛泽东的头脑里，的确有一个幻象，一个神圣而伟大的事业的幻象，他被这个幻象迷住了，想在一夜之间，一场运动一场革命之后，就彻底超越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二难困境，创造出一个既非中国传统，又非西方现代的崭新的、未来的红色中国。文化大革命不仅要排斥中国之外的“西方”，反帝反修，将红旗插遍全球，还要清除中国内部的“西方”，从制度到观念，揪出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灵魂深处闹革命……

 

伟人的幻象经常是历史的灾难。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不要轻言几个人的错误或一代人的灾难，因为真正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决非偶然，其深远的历史合理性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追溯到中西关系在中国现代起点上为中国设置的某种“文化宿命”。

 

鸦片战争之后，中西之间的裂痕延伸到中国内部，不仅是政治军事上“边衅”变成“内乱”，经济上文化上，中国社会也分裂出两种力量，西方现代的与中国传统的、改良的与保守的、革命的与反革命的……总之，中西关系在器物、制度与文化上变成中国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变成中国现代化历史的核心问题。中国要现代化，难以避免要西化，如果西化，现代化的中国是否还是中国？彻底的中国革命，必须摆脱这种困境，创造出一个完整的、独特的未来中国。

 

如何摆脱中国现代化的原生性困境，创造出一个完整的、独特的未来中国？依靠制度化管理的程序，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就只能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缘由与象征，都可以追溯到义和团。保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群众涌向北京城，令人想起当年的奉旨灭洋的团民；而毛泽东一旦决定发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兴无灭资”，天下凶险也不亚于当年，慈禧太后借重义和团暴动“扶清灭洋”。

 

文化大革命的理想是创造出一个完整的、独特的未来中国，结果却不是走向未来，而是回到过去，回到义和团时代，甚至乾隆时代。费正清文中引一位著名的汉学家的话说，“现代中国是其自身历史的奴隶……毛主席的革命一直存在着一种奇异的矛盾：他越是寻求使中国新生的东西，中国似乎就越往旧中国的老路上倒退。”曾经多次来过中国的法国汉学家佩雷菲特，事后回忆他的文革见闻感想：

 

“1960年8、9月间，我从香港出发，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探索。我马上就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马戛尔尼的伙伴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时的全部遗传信息。该国以十足的中国方式在造自己的反。要同过去决裂，它却从中寻找可以依靠的因素来证明自己的不变性。……1960年的中国人仍赞同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华团的看法，这突出地表现了这种连续性。历史教科书，大学课本，以及我与之交谈的知识分子都用马克思的语言支持传统的观点。马戛尔尼的态度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殖民主义的”。所有的人都赞同乾隆的严厉的回答：“朕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毛不久前遣返苏联技术人员和“顾问”时也是这样做的，他当时宣布说：“我们要自力更生”。

 

尽管大跃进导致了灾难，许多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比所有其他国家都优越；西方最多只能为它提供一些方法。120年来它遭受的那么多不幸是因为它遭到贪婪的民族掠夺的结果。错误不可能是由它自己造成的。它落后了，但它将在几年内赶上去，它将恢复已有数千年的优势。

 

……

 

1971年7、8月，我率领文化革命5年来获准前往的第一个西方官方代表团前去人民共和国，当时的国家政权与马戛尔尼打交道的政权离奇地相似，这使我惊讶不已。

 

对皇帝同样的崇拜：只是毛代替了乾隆。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意愿。同样将日常的管理工作委托给一位总理，他领会这位活神仙的思想，并周旋于阴谋诡计和派系斗争之间，除了来自上面的赞同之外，他得不到任何支持。对恪守传统和等级制度的礼仪表现出同样的关注。同样接受一个共同的、可以解释一切的衡量是非的标准：只是“毛的思想”代替了“孔子思想”，康熙诏书之后是小红书而已【51】。

 

土地占有同样的优势：乾隆蔑视英国工业革命的产品和各国商人，毛主要依靠农民而不是工人，这都是因为几乎全体人民都住在农村并以农业为生的缘故……

 

1971年9月，我们回到欧洲后，同大家一起获悉毛的亲密的信徒、小红书的狂热鼓吹者林彪元帅可能想逃往莫斯科，并在空中被击毙。我们回想起中国的礼宾司司长在7月中建议我们为毛和周恩来，而不为林彪——尽管他是被指定的接班人——干杯。马戛尔尼及其伙伴回国几年后，他们得知宠臣和绅成了一出类似的悲剧的亡故者。在中国，今天同往昔一样，塔耳珀伊亚岩石在卡庇托山【52】的里面，而不是在周围。

 

对外国人同样的不信任。他们只能扰乱中国的秩序；他们的好奇心十分危险；应当对他们严密监视……同样的集体反应：在闷热的夏夜，中国人继续夜宿在大街上……同样的俭朴；同样一碗米饭和烧白菜；同样的筷子……穿着同样的蓝灰色棉布衣服……同样好抽烟。

 

革命的暴力本身证明这些遗产具有多么强的生命力。消灭的是每个中国人身上的“反动的”东西。如果说“解放”是用流血止住了动荡，那是因为传统的包袱过于沉重：解放了的农民仍然在其被剥夺了财产的主人面前发颤。仅仅取消旧官僚体制的科举、等级和特权是不够的，党的官僚体系自然而然就取而代之了，还应当粉碎敌对阶级，羞辱知识分子，摧毁等级制度（原文的确如此，核对过）。中国就这样翻来覆去地从过去的杀戮又恢复到过去的状态。一些金色和红色的标语牌重复着这个口号：“古为今用！”毛的壮举就是赋予中国人这样的感受：他们在废除其遗产的同时仍然忠于它。”【53】

 

从鸦片战争到文化大革命，中西交流与冲突的历史，恰好走完一个回合，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入侵，是其中的分水岭。它彻底展示了西方扩张的启蒙主义与殖民主义的两面，也暴露了中国“反应”中的崇洋主义与排外主义的两个极端，从此预示或注定了现代中国的某种“存在性的”文化困境：现代中国，必须同时接受西方的启蒙进步，拒绝西方的殖民霸权；不接受西方的启蒙主义，中国无法“现代”，不拒绝西方的殖民主义，中国又无法成其为“中国”。遗憾是，西方是同一个西方，令人困惑。接受西方的启蒙主义、拒绝西方的殖民主义，一来一去，容易偏激，极端化为崇洋主义或排外主义，其中自有道理。问题是，崇洋主义将在文化上失去“中国”，而排外主义将在文明上失去“现代”。现代中国何去何从？

 

义和团暴动要扶清灭洋，野蛮的排外主义几乎导致灭朝覆国，八国联军暴侵之后，中国尽管不会“心悦”，但至少感到“诚服”。官方与民间认清了自身的愚昧野蛮，对降神念咒、杀人放火救国，不报希望了。慈禧太后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朝廷变成洋人的朝廷，新政改革也开始了。民间在更大规模上接受西方的器物、习俗与观念，朝野一时有极端的崇洋主义趋势。这种趋势，直到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才开始转变，而以后又逐步滑向排外主义，直到文化大革命。在排外主义的激情与狂热上，并不减于当年义和团。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仍在艰难的选择与痛苦的摇摆中。文化大革命反帝反修，将革命进行到底，在现代西方与传统中国之间陡峭的裂谷间升腾起的“美好新世界”，却满身是传统中国的尘土。启蒙或救亡？崇洋或排外？现代或传统？何去何从？文化大革命结束，结束的不是一个10年，可能更长远，结束了一个50年，没有人再要“打倒帝国主义”了，没有人再“抵制洋货”。中国重新开始“走向西方”“走向世界”。心悦诚服于西方，毫不亚于义和团之后那一段。

 

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入侵，是中西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义和团暴动前60年与后60年，中西冲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从1850年前后开始讨论中西关系的第四个阶段的历史背景，这第四个历史阶段中西关系的特征与意义是中西关系的内化、激化、多边化与复杂化，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入侵，具有典型性意义。它展示了中西交流与冲突的复杂形态，两极对立、三角关系与四边格局，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表现出中西关系与现代化历程中，中国难以摆脱的某种文化困境。

 

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从义和团到文化大革命，中西已不仅是外交或内政问题，而是文明与文化问题的冲突与中国现代化命运的问题。崇洋或排外、启蒙或救亡，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始终在一中一西之间，左右摇摆，平衡的时候少，失衡的时候多。人们检讨10或20年的教训，却不放眼量到检讨100年或700年。人们以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中断”，却看不到文化大革命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具有历史合理性的阶段，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难以选择的二难困境，两个无法允两执中的极端。偏向其中任何一个极端，都是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