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文革”：义和团运动的世纪魔咒

义和团前60 年：“衰亡/ 觉醒”的五幕剧

 

“历史上没有哪一年能像1900年对于中国那样具有分水岭般的决定性意义。”【26】 义和团事件之后不久，1901年春，美国传教士、同文馆馆长、后来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开始写一部书，名叫《中国之觉醒》，该书用一半的篇幅叙述中国广阔的地域与漫长单调的历史。然后集中到鸦片战争到义和团暴动这一段。在他看来，这是中国漫长的沉睡的历史最后觉醒的时刻。但“中国之觉醒”，并不是自身的苏醒，而是被强大的西方“唤醒”，“唤醒”的方式是战争，是从两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一次次“征服”。丁韪良说，这段历史就像是一出五幕剧，主题是文明征服野蛮，冲突的双方是西方与中国，而每一幕都是一场战争，最后的高潮，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刻的到来。

 

“如果有人问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亚洲发生的最重大的三件事是什么，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印度并入大英帝国与日本的维新。这只是两项，第三项呢？可能是土耳其、波斯或俄罗斯在亚洲的领土上的几次起义。然而，在我看来，这第三大事件发生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庞大的帝国最后开放，与其他国家不受限制地交往，这不是中国历史内部的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是这一极端东方的保守主义与西方世界的进步精神之间一系列剧烈冲突的结果。……在过去近70年的历史中，中华帝国至少有五次与外国势力发生冲突；每一次冲突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中国的政策。这五场冲突——还不算中国内部潮汐般此起彼伏的骚乱——先后递接，像一部戏。我希望读者把华夏大地想象成一个舞台，在一个人一生的记忆时间内，上演着一出五幕悲剧。主题是中国之开放；第一幕即所谓的鸦片战争（1839－1842）。”【27】

 

写历史犹如写戏。第一幕的场景重点在欧亚大陆的西方。蒙元世纪里，西方旅行家前往中国的旅行，诱发了西方文明自身的一场革命，成为西方向世界、向中国扩张的起点。没有马可·波罗那一代人对中国的渴望与去中国的旅行，就没有哥伦布、达·伽玛发现新大陆新航路。马可·波罗时代的大旅行，是地理大发现的直接动机与灵感，现代文明与全球文明的起点。那是一个西方人“走向世界”的时代，重要的课题是“中国”在西方。马可·波罗之后，六百年过去。中西之间经历了交流与冲突、兴盛与衰落，历史场景的焦点也从外洋移到中国海岸，冲突也从贸易领域转向军事领域，大英帝国成为世界的“中央帝国”，而中华帝国已经衰落到停滞与野蛮的边缘。第四幕的焦点场景，转移到中国内陆，两次鸦片战争，不仅使“洋药”（鸦片）泛滥中国，摧毁国家经济国人躯体；而且使“洋教”（基督教）深入内陆，侵蚀礼教动摇人心。外侮欺凌日甚，中华智力俱穷，失败与悲愤之间，该是中国走向世界、变革自身的时代了。第四幕的重要课题，变成“西方”在中国，与第一幕对比，恰好颠倒过来。曾经启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六百年后以归属与反抗的方式再次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现代化进程。

 

中西关系四幕，冲突在第四幕达到高潮，时间是1850年以后，地点是中国内部，两次鸦片战争使中西关系陷入一种难以弥和的冲突中。这种冲突，在西方的现代性叙事中，被表述为文明的启蒙，尽管他们也经常不避讳或不自觉地流露出野蛮的倾向。第一次鸦片战争成为维护公民权与贸易自由的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用巴麦尊首相的话说，是因为“再次打击中国已势在必行……像中国，葡萄牙与西班牙属美洲这类半野蛮的政府，10年8年，就要整治一下。他们那些浅薄的头脑记不住这些教训。而且，对于他们来说，警告是没有的。他们根本不在乎你说什么，只有棍子打在他们肩膀上，他们才会屈服。”【28】额尔金勋爵出任远征军司令开赴中国。他说他要尽量表现得“残暴野蛮”（uncontrolly fierce Barbarian），因为“除非让他们感到害怕，否则愚蠢的中国人是不会屈服的”【29】。他下令烧毁圆明园！这就是西方促使东方觉醒与进步的意义与方式！《悲惨世界》的作者，法国大文学家雨果得知焚烧圆明园暴行后写道：“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30】

 

鸦片战争在中国看来，无论如何都是野蛮入侵。用战争的方式将毒品贸易强加给其他国家，不可能有任何正义或高尚的意义。西方人在社会进化论与殖民主义观念尺度上将中国当作野蛮国家，而中国，不管从传统的夷夏之辨还是现代的文明与野蛮对立的观念上，都难以将入侵的西方当作文明之邦。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是1885年在边境沿海进行的中法战争，法国人瞬间击毁了马尾港所有的中国船只（11艘兵船19艘商船）和整个马尾造船厂，战争轻松得像是一场游戏。然后是终日甲午海战，中法战争摧毁了中国的部分海军，中日海战摧毁了中国的全部海军。洋务运动在军事上的成就完全葬送了。西方是一个文化概念，日本虽地处极东，由于接受了西方文明，开始帝国主义扩张，于是也变成“西方”。中国与西方冲突的历史，变成西方不断扩张凯旋的历史，中国不断退守失败的历史。中国抵御不住西方的入侵，只能对西方开放，尽管这种开放还有另一种意义，就是对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开放。最后的失败与最后的开放，都在八国联军入侵中。丁韪良在《北京之困》描写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感慨：“这座高傲的城市，东方巴比伦，如今威风扫地了。城门楼化为灰烬，有他们自己人烧的，也有被联军烧毁的；联军还推毁了北京的一些公共建筑，但狂暴的义和团在北京四处的破坏更多。这座帝都至少需要50年，才能恢复其往日的辉煌。”【31】

 

在世界历史中随着西方扩张展示的西方现代性，有两个侧面，一个是启蒙主义，一个是殖民主义。丁韪良用启蒙主义的正义话语表述殖民主义的侵略行径，让人感到历史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反讽。丁韪良感到振奋的启蒙主义主题的五幕剧，在中国人的经验中，也有启蒙主义与殖民主义的两个侧面，只是不论哪个侧面，都让中国感到屈辱、沉痛、愤慨甚至仇恨。

 

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被中国表述为现代化的历史，这段历史的叙事，也有相互矛盾的双重主题：衰亡与复兴、屈辱与觉醒。我们非常熟悉中国现代化历史主流叙事关于这段历史的表述：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军事侵略、政治压迫、文化扩张。这种隐喻屈辱与仇恨、奋起与救亡的叙事，往往遮蔽了启蒙主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另一种表述，那就是关于中国的腐败与邪恶、保守与愚昧的叙事，这种叙事又可能遮蔽西方的殖民霸权。

 

中国现代化历史的这两种叙事，在非此即彼的所谓的历史是非尺度下，经常是互不相容的。它们的直接根据，往往不是历史事实，而是现实价值。意识形态困境与历史困境是密切相关的。中西关系、内政格局的细微变化，都会影响到历史叙事，而中国的现代化历史始终处于一种二难困境中，要现代化就必须接受西方的启蒙主义的一面，否则现代化就无法完成，同时，要现代化就必须反对西方的殖民主义的一面，否则现代化就失去了民族-国家主体。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或根据，因为现代化的意义就在于民族救亡图强。民族主义思潮源于近代欧洲，最初作为一种反对宗教权力、建设世俗国家、维护君主权力的政治思潮出现，提出“一个君主、一种信仰、一部法典”。到文艺复兴后期启蒙运动时期，西方的民族主义具有了新的现代性内容，主张民族结成国家、制定法律，君主负责实施法律、维护国家，公民必须忠诚于国家、对国家有义务。于是，民族主义的口号又成为“民族、法律、君主”。19世纪西方民族主义伴随着西方殖民扩张向世界传播，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人民也接受了民族主义思想，但已与西方的民族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带有明显的反抗西方的殖民扩张、争取民族自决自强与国家独立主权的色彩，并与民族现代化运动联系起来。【32】传统中国并没有民族主义观念，只有王朝或天下观念。钱穆先生曾说：“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33】19世纪中国在西方列强连续不断的入侵中“觉醒”，觉醒到西方现代的民族主义思潮，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所谓现代化，就是实现本民族的现代化，民族主义是目的，而现代化则成为实现民族独立自强的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既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来源，又是中国民族主义排斥的对象。在西方现代扩张中遭遇的中西文明，交流常常是以冲突形式进行的。在中国面前，西方现代民族主义表现出天使与魔鬼两个侧面，天使的一面是高扬科学与进步、民主与自由的启蒙主义，魔鬼的一面是鸦片与炮舰推行的殖民主义。在西方现代民族主义两个不同侧面的冲击下，中国觉醒的民族主义也表现出两种相互冲突的侧面，一面是开放的启蒙主义，一面是野蛮的排外主义或反西方主义。开放的启蒙主义容易只看到西方现代民族主义天使的一面，只看到启蒙主义没看到殖民主义。野蛮的排外主义则只看到西方现代民族主义魔鬼的一面，只看到殖民主义没看到启蒙主义。

 

启蒙主义容易使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丧失主体，西方启蒙的中国彻底“西化”，中国现代化的结局是现代化的中国，但现代化的中国不再是“中国”；蒙昧主义的排外使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丧失过程，非理性的野蛮的排外主义或反西方主义，会使中国继续沉沦在专制与停滞的传统社会中，未能现代化的中国最终也难以保全其国。何去何从，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艰难的选择与痛苦的摇摆中。

 

“历史上没有哪一年能像1900年对于中国那样具有分水岭般的决定性意义。”这种决定性的意义，至少有三点是可以确定的：

 

第一，它标志着中西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不论对七个多世纪的中西关系，还是对中国现代化历史，都是一个转折点，西方对中国的扩张达到凯旋的高峰，同时，中国民间的抵抗力量形成了，走上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艰难历程。

 

第二，它揭示了中西交流与冲突的复杂格局，两极、三角、四边，不断变换。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选择与成败，往往与这种紧张危险的格局相关，20世纪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国民革命，都没有走出这三种危局。

 

第三，它表现出中华民族救亡图强的现代化运动的某种文化困境。西方扩张有启蒙主义与殖民主义两个侧面，而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也有接受启蒙主义与反抗殖民主义两个侧面，西化主义与排外主义是两个危险的极端。

 

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暴侵，是西方扩张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西方持续五个世纪的扩张，终于达到高潮。地球上最后一个抵抗性的帝国，最终被征服了。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文明”格局，在那一时刻，才真正出现。1902年，美国牧师塞西尔·罗德斯在自己《最后的愿望和遗嘱》中不无遗憾地说：“这个世界几乎已分配完毕，它所剩下的地区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拓殖。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那些我们永远无法达到的巨大世界吧！我常常这样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吞并这些星球。看到它们这样清楚而又那么遥远，真使我感到悲伤。”【34】

 

这个标志性事件的意义，对西方现代文明来说，在于扩张的高潮与衰落之间的困境。西方扩张在全球范围内达到极限，西方现代文明的暴力倾向无处发展，将转向自身，列强之间的冲突全面开始。两次世界大战与随后到来的冷战，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使西方内部陷入混乱与冲突，西方之外的世界，也乘机完成了民族独立与民主建国的运动。西方现代文明的真正困境，是如何调节自身那种内在动力性的扩张冲动或帝国主义冲动，使其不断获得外部对象，免得将这种暴力冲动发泄到自身而自毁。

 

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暴侵，也是中西关系史上的一个典型性事件。对西方来说，八国联军是西方启蒙与殖民双重变奏的现代化扩张运动在中国进入凯旋阶段的标志，它可以表述为西方启蒙、中国觉醒的五幕剧的最后一幕，西方全面凯旋的一幕。对中国来说，它的意义可能表现为另一个方面，是中国民族主义觉醒、反抗西方侵略、开始救亡图强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幕。义和团暴动前的60年，西方以武力开放中国，中国被彻底瓜分，中国社会的抵抗西方扩张的力量，开始从社会底层聚集，逐渐发展成全民性的民族主义运动。义和团后60年，中国的国民革命，进一步整合全民力量，最终以国家的形式对抗西方，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西关系似乎又回到鸦片战争前，甚至乾隆时代。

 

这一典型性事件对中国的现代化历史的意义，是现代启蒙与国民革命之间难以摆脱的某种二难困境。西方扩张，有启蒙主义与殖民主义两个侧面；启蒙主义是我们必要接受的，而殖民主义是我们必须排斥的，但西方却是同一个西方，如何面对西方？中国的现代化，有启蒙主义与民族主义两个侧面，启蒙主义要求全面接受西方现代文明，但民族主义又在文化立场上，坚持国民主体，而当中国在危难与激奋中凝成一个国民整体时，排外的民族主义与自大的文化主义，又可能酿成非理性的冲动，如何面对中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