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文革”：义和团运动的世纪魔咒

义和团后60 年：“觉醒/ 救亡”的五幕剧

 

1900年，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入侵时，陈独秀正在东北，目睹了沙俄军队以“护路”为名侵占东北、烧杀掳掠的暴行。事后他说，这是他国家意识与爱国激情萌生的时机：“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奋发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那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35】

 

义和团暴动使陈独秀明白，中国是世界中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中被外国欺负的国家；中国人是国家中人，国家兴衰，与个人身家性命直接相关，个人必须为国家负责；世界中不同国家有各自的领土主权，不可侵犯；国家以人民为主体，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人民，不能不讲民族主义。西方扩张有两个侧面，启蒙主义与殖民主义，丁韪良描述的中国之觉醒的五幕剧，在西方中心的世界主义背景下，只表现了西方冲击中国的启蒙主义的侧面，遮蔽了殖民主义侵略的一面。陈独秀在义和团暴动八国联军入侵中看到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侧面，看到的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另一个侧面，反抗西方扩张，救亡图强的国民革命的侧面。

 

西方扩张在八国联军侵华中达到顶峰，中华民族救亡运动也开始了。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中国的救亡运动也有两个侧面，崇洋主义与排外主义。义和团暴动是一个起点，从这里我们可以开始叙述另一个五幕剧。义和团暴动是第一幕，它现代中国国家意识与爱国激情的触发点，也是现代中国民族救亡运动的出发点。这个触发点与出发点，设定了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两个极端，并注定其左右摇摆的命运，或接受启蒙主义极端化为盲目崇洋，或反对殖民主义而盲目排外。

 

义和团暴动失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朝野普遍流行一种“崇洋主义”，从义和团野蛮排外的极端转入盲目崇洋的极端，也正是在这种大潮流下，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从器物阶段进入制度与观念层面，中体西用的原则动摇了，制度与思想上都从改良进到革命，千年帝制政统与儒家学统终结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通常被当作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但是，从中西关系史上看，这两大事件的意义，并不如此前的义和团暴动与此后的五卅运动。

 

义和团暴动在华北号召“扶清灭洋”时候，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正在南粤惠州起义，他们的口号是“扶洋灭清”，与义和团正好相反。“扶清灭洋”也好，“扶洋灭清”也好，目的都是奋发强国，区别只是对图强的途径认识与选择不同。义和团依旧幻想满清朝廷在抵御外侮、富国强兵上是可信赖可依靠的，而同盟会革命者则认识到，“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满人不去国，中国不能复兴”【36】。扶清或排满，只是手段，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真正目的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竞逐富强，西方才是对手，既是教我者也是亡我者。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却不驱逐列强，不是不想为，而是不能为。

 

辛亥革命没有解决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特权问题，冲突很快就爆发了。“二十一条”与“巴黎和会”进一步激化了中西冲突，五四运动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知识精英圈子内的思想文化运动，主题是接受启蒙主义的，甚至有彻底西化的崇洋倾向；另一个是民众范围内的社会政治运动，主题是反对殖民主义的，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

 

五四运动的两个方面恰好表现出现代中华民族救亡运动的两个侧面。五四运动有彻底的启蒙精神，却无彻底的反殖精神。它依旧相信西方文明启蒙主义侧面许诺的正义性，希望威尔逊主义能够保证中国的独立与发展。遗憾是西方列强的表现，一再让殖民主义侧面掩盖起启蒙主义侧面，中国的反殖主义激情也随之汹涌。救亡运动中的崇洋主义与排外主义两个极端之间微妙的平衡被打破了，五卅运动开始了民族救亡的第二幕。

 

义和团事件过去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之后，那位当年从义和团事件中觉醒到国家意识与爱国激情的安徽秀才陈独秀，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辛丑条约》的签定日，9月7日，也被国民党确定为“国耻日”。1924年9月3日，陈独秀有感于义和团暴动之后难以忍受的失败主义与媚外主义，感到有必要重提义和团精神，在《向导》周报上发表纪念文章《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37】，认为义和团暴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意义不减于辛亥革命，人们普遍意识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人们通常对义和团怀有“两个错误的观念”：一是“憎恶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二是“以为义和团是少数人之罪恶，列强不应因少数人之故惩罚全中国人民以巨额负担”。

 

就第一个错误观念而言，实际上陈独秀是在指责人们只看到中华民族救亡运动的蒙昧的排外主义的一面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启蒙主义的一面，没有看到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一面与中国民族主义救亡图强的一面：

 

“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排外，他们不看见义和团排外所以发生的原因——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血腥与怨气！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死德公使及日本书记官，他们不看见英人将广东总督叶名琛捉到印度害死，并装入玻璃器内游行示众！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损害了一些外人的生命财产，他们不看见帝国主义的军事的商业的侵略损害了中国人无数生命财产！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人放火的凶暴，他们不看见帝国主义者强卖鸦片烟、焚烧圆明园、强占胶州湾的等更大的凶暴！他们自夸文明有遵守条约及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信义；他们忘了所有条约都是帝国主义者控制中国人之奴券（最明显的是关税协定及领事裁判权），所有在华外人（军警、外交官、商人、教士）都是屠戮中国人之刽子手，所有在华外人财产都是中国人血汗之结晶！”

 

陈独秀不仅要人们“看见”西方扩张的另一个侧面，而且似乎要把这个侧面看成全面。因为在民族主义斗争的激情中，难以一分为二地对待西方扩张，平衡西方的启蒙主义与殖民主义两个侧面。

 

就第二个错误观念而言，陈独秀是试图将西方冲击下分裂的中国力量统一起来，改变三角格局为中西两极格局，一致对抗西方扩张，完成民族独立国家自强：“他们不曾统观列强侵略中国，是对于全民族的，不是对于少数人的；剧烈的列强侵略，激起了剧烈的义和团反抗，这种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决不是出于少数人之偶然的举动……义和团事件，不论是功是罪，都是全民族之责任，不当推在义和团少数人身上。全民族都在外人的压迫之下，若真只有少数人、义和团不甘屈服，那更是全民族无上的耻辱了！” 陈独秀试图用全民族的概念打破中西冲突中的三角格局，将中国方面作为民族或国民统一起来，一致反抗西方列强。

 

陈独秀文章发表的第二年，中国爆发了“五卅运动”。这场运动恰好使人们注意到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面，以及将分裂的中国力量统一起来一致对抗西方扩张的可能性。

 

在这场运动中，陈独秀要纠正的两个错误观念似乎都纠正过来，全民族彻底地反抗帝国主义的西方的运动出现了。20世纪中国有许多次运动或革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似乎都比五卅运动影响大，但那都是在中国历史视野中的，如果讨论中西关系，五卅运动无疑更重要。五卅运动是一次全民族的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西方的运动，鸦片战争是满清朝廷与西方列强的战争、义和团暴动主要是农民阶层反抗西方的斗争，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只排满不排洋，而且承诺革命政府维护中西种种不平等的条约关系五四运动虽然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但基本上是排日亲美，用瞿秋白的话说是没有觉悟到“不是对付某一帝国主义的强国，而是对付一切帝国主义的列强”【38】的国民革命使命。

 

五卅运动“是义和团的反抗侵略运动的继续”【39】，它打破了义和团暴动之后中西关系的平衡状态，动员起全国各地各阶层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反西方主义运动。如果我们把20世纪中西冲突也表述为一个五幕剧，这五幕是义和团暴动、五卅运动、抗日战争、朝鲜战争、文化大革命。

 

义和团暴动在八国联军暴侵中落幕，在第一幕与第二幕之间，四分之一世纪里中西关系基本平稳，一则是因为《辛丑条约》之后西方扩张在中国的势力与利益格局基本形成，除日本外基本上没有新进展，二则是因为义和团暴动失败后中国社会文化在自责与自新的心态中更多地关注西方文明的启蒙主义侧面，三则是连续的国内革命无暇顾及西方列强的扩张。直到1925年5月中旬，五卅运动爆发。

 

五卅运动是继义和团暴动之后，中国又一次更广泛的反掠夺、反压制、反不平等条约的，全国性的、民族主义的反西方运动。它以5月30日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为上海市的民权而斗争，后一个阶段则是为普遍的人道而斗争。这次运动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其仪式性影响比实际效果更重要。工人罢工最终还是复工，学生罢课也要复课，尽管最初的条件与要求远无法达到。商人开市最早，也不全是因为资产阶级软弱妥协，因为工人罢工学生罢课都可以得到生计救援，无大损伤，商人罢市，从某种意义上是自取灭亡。“罢市非置人死命，实置自己之死命”，罢市25天，上海工商界直接的经济损失就达1286万元，【40】难怪英国领事曾经冷笑道：“罢市一百年，亦与外人无关。”【41】

 

五卅运动对中国的损失是民生，收获是民气；对西方则完全是损失，主要在经济上。上海与省港大罢工，损害了英国经济，抵制英日货、提倡国货与对英日经济绝交的运动，也多少打击了英日在沪的企业和英日对华贸易。在政治上，西方列强在中国的霸权与特权受到严重的挑战，从进攻转入防守，以往中西协约双方，都是西方人提条件，以后似乎轮到中国方面提条件了。【42】

 

五卅运动动员中国全民形成反抗西方扩张的民族主义运动，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全民统一战线。不仅民众无论城乡男女积极响应，最初段祺瑞政府也表示以外交形式配合，维护国体,体恤民生，军阀也纷纷表示誓为国民后盾、以雪国耻，尽管这一全民反抗西方的统一战线很快崩溃，但它至少展示了某种可能性。而对于西方，过去是一个统一战线的列强诸国，如今产生了分裂，因为“十月革命”已经将俄国从“八国联军”中分离出来。在中国有可能成为同一个中国的同时，西方分成了两个西方，这预示着中西关系中可能出现的一个新的三角格局。

 

五卅运动期间英国怀疑苏联参与策划了“五卅”运动，传说苏联答应援助冯玉祥向英国宣战。早在义和团暴动期间，列宁就在《火星报》上发表文章《对华战争》，区分欧洲人民与帝国主义者：“究竟是什么引起中国人袭击欧洲人，引起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等等所如此热心镇压的这次叛乱？主战者硬说：是由于‘黄种人仇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与文明’是的，中国人确实是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是憎恶的哪一种欧洲人，并且为了什么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和欧洲人民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及对资本家驯服的欧洲各国政府。”【43】

 

俄国革命使俄国从西方阵营里分离出来，中国革命又使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中西冲突的格局变了。西方分裂为两个西方，而且另一个西方正在与中国结盟。中国试图在国民概念上整合成同一个中国对抗西方，也没有成功。五卅运动的起点是中西二元对立国民运动，全民统一的反抗西方列强的民族主义运动。但五卅运动的终点却是国民阵线的分裂，西方分裂成两个西方，中国也还没有形成一个中国。

 

五卅运动之后，瞿秋白在陈独秀发表《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一文整整一年以后，1925年9月3日，在同一个刊物《向导》上发表《义和团暴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文章指出，五卅运动“是义和团的反抗侵略运动的继续”，“比二十六年前的义和团暴动对于民众解放的斗争有更大的希望和更远的前途”。这个“更大的希望和更远的前途”，即体现在无产阶级领导与阶级斗争核心上。瞿秋白用民众解放取代了民族解放，便把阶级斗争置于民族斗争之前，而阶级斗争可以从中国国内到世界各地，于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界限便模糊或取代了中国与西方的地缘文明界限。甚至产生一种超越中西地缘文明界限的新的二元对立格局，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五卅运动的结局与义和团暴动一样，都在历史中认识到反抗西方的入侵必先进行中国内部的革命，使中国成为统一国族的中国或同一民众的中国：“中国既然因有几十万无产阶级的团结奋斗而能暂时制止帝国主义之直接进攻，那么，要使这解放运动完全胜利，便应当更加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势力，发展一般的民众力量，排除一切反动的帝国主义走狗的力量，那时才能废除辛丑条约，才能打破帝国主义束缚中国的一切锁链。”【44】

 

义和团是纯粹是中国传统式农民暴动，念咒练功、杀人放火、攻城劫舍，五卅运动虽然是中国的革命，但形式却是西方现代的，和平请愿、演讲游行、罢工罢课……纯粹中国与纯粹西方式的反西方的运动，都失败了。下面的问题是探索一条中西结合的路。义和团暴动刚过，英国人赫德爵士就深有感触与预见性地分析：

 

“……中国人是一个有才智、有教养的种族，冷静、勤勉，有自己的文明，在语言、思想和感情各方面都很纯一，人口总数约有四亿，生活在自己的围墙之中，在他们所蔓衍的国家有肥沃的土地和富饶的江河，有高山和平原、丘陵和溪谷的无穷变化，有各种各样的气候和条件，地面上生产着一个民族所需要的一切，地底下埋藏着从没有开发过的无穷的财富，——这个种族，经过数千年高傲的与世隔绝和闭关自守之后，被客观情况的力量和外来进犯者的优势所逼，同世界其余各国发生了条约关系，但是他们认为那是一种耻辱，他们知道从这种关系中得不到好处，正指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够十足地强大起来，重新恢复自己的旧生活，排除同外国的交往、外国的干涉和外国的入侵……

 

两千万或两千万以上武装起来、经过操练、受过训练而且又受爱国的——即使是被误解了——动机所激励的团民，将使外国人不可能再在中国住下去，将从外国人那里收回外国人从中国取去的每一样东西，将加重地来报复旧日的怨恨，将把中国的国旗和中国的武器带到许许多多现在连想都想不到的地方去，这样就为将来准备了甚至从来没有梦想过的骚乱和灾难。50年以后，就将有千百万团民排成密集队形，穿戴全副盔甲，听候中国政府的号召，这一点是丝毫不容置疑的！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存在下去，它将鼓励——而这样鼓励是很对的——支持并且发展这个中华民族的运动；这个运动对于世界其余各国不是吉祥之兆，但是中国将有权利采取行动，中国将贯彻它的民族计划……”【45】

 

如果不是后来的事，没有人能够想起那位把持中国海关达半个之久的老“中国通”的预言。五卅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主流从城市转向乡村，斗争形式也从和平抗议转向武装斗争。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中西冲突也中止了，临时的战争结盟使中西地缘文明界限变得没有意义，英美军队与中国军队共同抗日，在五卅运动中清晰的中西阵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模糊起来。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救亡运动的第三幕。在这一幕中，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中国，而西方变成敌对的两个西方。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内战也结束了，当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一个人民的共和国时，中西界限又变得分明而尖锐。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建立的那些条约，都被废除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大炮炮击长江上的英国舰队（“紫英号”事件），英国舰队逃跑了，在华的西方人也纷纷逃离，实际上是被驱逐出中国的，只有苏联人被当作“老大哥”热情地留下来。中国在贯彻它自己的民族计划！西方感到某种伤痛。

 

美国人的伤痛表述为所谓的“中国丢失”论。几十亿美元的援助，几代传教士、商人、政客与军人的努力，最终在中国大地上除了仇恨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欧洲人的伤痛尽管没有美国人体验得那么剧烈，但似乎更深远。对美国人来说，这种伤痛只是两三代人的事，而对欧洲，则是两三个世纪的事。从伊比利亚扩张时代起，西方人就试图在贸易、传教、政治军事上“打开”中国。但是这个“长城帝国”如此难以“进入”，直到鸦片战争开始，先攻占沿海再攻陷北京，先烧毁圆明园再进驻紫禁城，一切终于如愿了，20世纪初西方人进出中国像主人进出自己的庄园。商人们试图将中国人变成自己的顾客，传教士试图将中国人变成自己的信徒，政客、军人试图将中国变成帝国的殖民地，就在所有的努力即将最后收获的时候，一场发自中国腹地的红色风暴卷走了一切，什么都没有留下，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被驱赶出去，在中国的财产也被没收，上帝的福音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红色中国又像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皇朝一样，对西方无情地关上了大门。一切似乎又像恶梦一样地回到了1840年之前，中国又出现了一个具有乾隆式威权与傲慢的皇帝，而且这一次还披上了共产主义的红色披风。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指示，听起来像乾隆皇帝的诏书中的句子：“天朝无所不有……”

 

伤痛之外还有某种担忧。中国素来似乎有某种排外仇外倾向。西方人强行入侵中国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政治“型态”，却没有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心态”。中国人不仅从未从心底里欣悦或情愿地接受过外国人，而且还一直深藏着某些屈辱与仇恨。中国的传统排外仇外心理，再加上马克思主义信仰与有组织性的暴力革命性的共产主义运动，前景就更令人担忧。红色中国明确表示它对西方世界的敌视。美国成为它的头号敌人，英国尽管表示承认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政府也不以为然。担忧终于落实到战争，中国出兵朝鲜，在那里的美国士兵发现，他们一夜之间竟陷入漫山遍野的中国志愿军的重围之中。

 

第四幕在朝鲜战场上开启。赫德曾预言50年后，将有“千百万团民”武装起来、受过现代训练、被爱国的热情所激励，将所有的外国人都赶出去，并“将把中国的国旗和中国的武器带到许许多多现在连想都想不到的地方去”。果真是50年后，朝鲜战争证明了赫德爵士的预言，那个“连想都想不到的地方”竟然是朝鲜半岛！

 

志愿军出现在朝鲜美军阵地后不久《生活》杂志报道：“20年前还是一群乌合之众的中国红色军队，已经被建设成为一支具有威胁的、苏联化的善战力量……”【46】朝鲜战争是20世纪最让美国人感到耻辱的战争。朝鲜战争损失近2000架飞机，联合国部队伤亡人数多达50余万人。其中94000名死亡官兵中，有33629人是美国人，而美国受伤的士兵则接近10万。【47】这场残酷的战争前后进行的时间，几乎跟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一样长。但最终也没有取得胜利。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建议杜鲁门总统往中国东北投30至50枚原子弹，杜鲁门却撤换了麦克阿瑟。接替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最后在板门店停战协定上签字。朝鲜战争对美国政治军事经济的影响还不如它对美国文化心理的影响。它将美国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喜悦与自信中惊醒。而这种喜悦与自信，直到40年后的海湾战争才得以恢复。

 

西方分裂成冷战的两个阵营，而中国最终团结成一个革命的国家。朝鲜战争为其赢得了“令人尊敬的军事强国的地位”，却为中西竞争与冲突中中国再次分裂成两个中国埋下了伏笔，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又50年后台湾政府试图独立。新中国与西方对抗，美国是西方世界的首脑，也成为中国“最凶恶的敌人”。在中国政府试图建立世界范围的反美统一战线的同时，美国也将“好战”的中国当作“今天美国的主要敌人”。 对中国实施外交敌视、内政干涉、经济封锁、侵略威胁。新中国“一边倒”向苏联，联苏抗美，但由于种种原因，中苏结盟的社会主义阵线很快出现裂痕。苏联不仅陈兵中苏边界，甚至要联美打击中国。对中国来说，西方似乎又变成彻底敌对的西方，陷入孤立的中国，只能既反美又反苏，进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第五幕即将开始。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确保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不变颜色；将中国变成世界革命的中心，反帝反修发动并领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解放全人类……极度的被动——与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为敌——在中国再次唤起妄想狂式的豪情，感到风暴的中心的眩晕，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中西关系的格局又类似于义和团时候，几乎所有的西方主要国家都与中国敌对，一度游离出与中国对立的西方阵营的苏联，又回到中西冲突的对立面，当年八国联军的那些国家，如今还是中国的主要敌人。当然，中国也与所有这些西方国家为敌，并想象彻底地消灭他们。文化大革命那种虚妄的豪情、愚昧的破坏与彻底的反西方主义，也让人联想到义和团暴动。

 

如果我们将20世纪中西冲突表述为一个五幕剧，朝鲜战争是第四幕，文化大革命就是第五幕。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多重动机，有国内的政治权力斗争，清除所谓走资派与修正主义；有国际斗争，反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与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而国内国际的斗争又是相通的，反帝反修必须首先反国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代理势力，历史的教训是中西冲突常常表现为中国内部中西两种力量代表的冲突，如同当年的团民与教民。

 

第五幕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面“灭洋”的运动，在排外仇洋与封闭愚昧上，多少重复了义和团暴动。在国际上反帝反修，就必须在国内确保统一的革命力量、确保毛泽东理想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纯洁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中国几乎与世界完全隔离，外国来华的活动基本上被取消或被减少到最低限度，民众抢劫了苏联驻华使馆，围攻撤离的苏联外交官的家属，将大连港停泊的苏联船只上的苏联官员押上岸游街示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现代化运动，红卫兵不会像当年义和团民那样愚昧野蛮，但反西排外的激情与方式却大同小异。1967年8月，以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为主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组织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冲进代办处打砸抄抢，最后纵火焚烧了英国代办处的汽车与办公楼。

 

在第五幕文化大革命中，中西冲突又表现出两极化的对立，同一个中国表现出的彻底的排外主义与反西方主义。1966年，文化大革命兴起的那年秋天，美国《生活》杂志发表了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长文，感觉是在讲述另一场义和团暴动：

 

“几个世纪以来，长城一直是中国文化千古不变的象征，它骄傲自信地蜿蜒盘旋在赤裸的大地上。然而，就在上一周，北京城墙之内，共产党领导下年轻的、狂热的红卫兵们，正在攻击、破坏一切可以称之为‘外国的’或‘封建的’东西——使馆、教堂、义和拳起义中死者的坟墓、中国自身的艺术瑰宝。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河流中，即使是这些不可理喻的破坏也具有某种意义。在中国，或许在任何地方，当下之事总是与过去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事件比义和拳起义以及1900年围攻北京公使馆更令世界震惊的了……三分之二个世纪前，疯狂的1900年仲夏，被朝廷支持在中国北方要消灭所有外国人的义和拳团成员，大部分是青年农民——今天，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正步当年义和团的后尘，在攻击所有外国东西方面表现了同样的热情。但义和拳只是想扫除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而红卫兵却表达了双重目标：既要扫除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又要扫除中国自身的‘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