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皇权与极权历史，让“人”真正地站起来

　　中国专制时代某个时段的辉煌与伟大，是以压迫个体与泯灭个性为代价的。唐代是强盛的、堆满历史光荣的，但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统治者以压灭个体的方式强化专制。可举二例，以做一瞥。《孝经》把孝规定为“德之本”，孝可谓德，但定位“德之本”本来就可能源自蔽塞的小农经济，唐玄宗注《孝经》，又给“孝”增加了政治内涵，把孝规定为政治规范，强调以孝治国，将“孝”的外延无限扩大，甚至无比荒谬地牵扯：天子之孝是“德教加乎百姓，刑于四海”，[7]连对百姓教化也成了孝！一派胡言因权力和蒙昧而成为天下法，其目的是以伦理强化政治，其矛头指向个体。史家曾从韩愈柳宗元的部分遗作中，发现了以“君尊臣卑”为核心的“无我”思维方式：“韩、柳的这些表奏，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凝结，‘四部’的缩影，显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更确切地说，显现了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精神。在这些文字中既凝集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最神圣、最美好、最博大、最深邃的观念和词汇，同时又集中了最萎缩、最自贱、最无耻、最无主体的观念和词汇。”[8]儒学宗教化的理学，矛头指向人的灵魂，指向最个人性的、最私人化的欲望。如朱熹，他重视“克己去私”：“克己复礼为仁。言能克去己私，复乎天理，则此心之体无不在，而此心之用无不行也。”[9]王阳明在谈到实践“理”（即仁义礼智信等专制伦理观念网络）的体验时，提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是文革时期“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教导的直接源头。

 

　　中国个人在长期的皇权主义政治文化的训导下，完全被消灭了。所以直到清末，即使黄宗羲等一些思想家出于对异族统治的专制政治有深切体验，从而对专制政治进行严厉的批判时，根本上也是从皇权主义及其伦理基础传统群体本位主义出发，“就连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社会批判思想家黄宗羲都没能摆脱帝王为主思想的束缚，他对君主专制的批判都是在‘愿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这一前提下进行的。……在帝王为主的前提下，无论怎样宣扬臣民为本，也改变不了臣民的卑贱地位和工具属性。”[10]所以，梁漱溟感慨地说：“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11]一位历史学家在肯定了孔子仁学的正面价值后说：“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它意味着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恩赐；作为一种道德准则，它要求的是个体向整体的投诚，导致共性对个性的覆盖。因而从中是不可能导出作为民主制度的基础的个人自由主义的，更不可能产生现代社会的权利主体。”[12]

 

　　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在一些论者看来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有时未必分辨得清。文化须由概念表出，概念（语词）作为思想的物质形式、作为物质符号，其表面单纯性、透明性，及其含义的不透明性，即语义的多元性、丰富性、歧变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模糊性，造成语词的能指在所指链上可能轻易滑动，导致思维不由自主地、不断地变换“频道”，稍一不慎就使人的判断落入陷阱，夹缠不清。有时是跨文化、跨语际传通中对概念的误解，有时则是对相关文化的粗疏。比如有时轻率地把中国皇权主义下的民贵君轻一类思想，当作是民主（主义）思想、人本（主义）思想，甚至人文（主义）思想，而不顾西方这些主义（democracy的思想体系——民主主义；anthropology——人本主义；humanism——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来自完全不同的历史与文化，其中精致细微地组织着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要素，一个似乎单纯明了的译语轻率移用，常常使人陷入原则性的含混与错乱，这在学界似乎并不少见。理论或认识上的错误其实与历史上没有独立个人、没有个人自主的观念与实践密切相关。就是说，理论界的误解是历史的沉重遗留的一部分。社会实践上更是复杂，我们似乎没有认识到，把数千年一个人、一个统治集团做“民之主”的历史，改变为“民主”的历史，是多么困难，因此，本文上面论古的文字或许不是无谓的絮叨？更进一步，也是因为我们的古代没有政治个人的观念，从而也没有民主自由，更谈不到个人主义，对这些现代性价值或强力拒斥或多有误读，所以在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奋斗中，虽艰苦奋斗流血牺牲，但长期在政治制度上步履蹒跚，知识人如此或许对历史影响有限，但革命领袖尤其是伟大者如此，其历史效果和历史遗留，只能成为百姓的沉重羁绊。

 

　　（二）个人主义昙花一现

 

　　有学者指出：“现代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滥觞于严复的译作《群已权界论》，而相对成型于梁启超的政治理论，中间经过胡适、张东荪等人的发展，到罗隆基等人趋于成熟。”[13]如果不计“民主”、“权利”、“自主”最早的传播，情况大致如此。与自由主义同步，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个人主义一度曾被倡导，但短时期后就萎缩了。或许要补充的是，与自由主义发源及正常发展地域相较，对于如此领土广袤、人口众多的中国，这个彰显自由主义的名单，作为一种历史成果，令后人感到颇为单薄孤冷，而且，20世纪中期以后，除了温和谨慎的胡适硕果完整，其他人（也包括上述名单中未列的）几乎都被卷入一历史时期的政治风暴，受到镇制或迫害。自由主义昔日之败与今日之难，看来也是顺理成章。

 

　　维新时期最值得称说的，是可以称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的严复，他是把西方自由主义认真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位思想家。我们的现实，至今与他在百余年前所概括的西方“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还有相当大的历史距离。一些研究严复的学者有一个基本一致的看法，即严复归根结底还是把国家富强置于个人自由之上，把群体自由置于个体自由之上，就是说，他不是个人本位主义，仍是群体本位主义。虽然他对约翰·弥尔（或译穆勒）的自由主义有深入研究、深刻理解和基本认同，也肯定个人价值，从而一度也堪称个人主义者，但他一直戚戚于“群己权界”，生怕个人自由损害了集体权益。严复没有把他信奉的弥尔的自由主义尽可能扩大个人自由的这一自由主义精髓阐发到位。有学者指出：“严复在翻译弥尔思想之时，并没有将弥尔对个人特异之点的颂扬及其相关的思路，精确清晰地表达出来。有些学者认为，这样的缺陷使严复无法掌握弥尔对于个人的终极价值、自由与尊严的强调，并偏向集体主义。”[14]他从个人主义转向国家至上是必然的，因为，“对严复说来，对国家命运的关注是始终不渝的。但在前期，他以个人主义为必由之路，1906年以后，则国家吞噬了个人。”[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