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皇权与极权历史，让“人”真正地站起来

　　（五）余论

 

　　我们以作为自由主义的核心的个人主义价值尺度，特地择出现代史上两位顶尖的政治人物、两位伟大领袖从个人主义角度做解读，（暂时舍弃了他们的历史功勋，个人主义这一尺度能更清楚地厘清他们的某种历史面貌）把他们所凭依的传统背景（主要是皇权主义、群体本位主义，也可称为皇权主义的群体本位主义）拉近来看，并不是为了贬低他们的历史价值，也不是推卸我们作为“匹夫”（以被允许的速度和方式在向“公民”慢慢转化）的责任，而是因为他们身上凝聚着历史、政治、文化的多种因素，在受传统辖制上，也是百姓人人可以鉴察的镜子。一个民族要有清醒的自我认识，才能长进，民族的自我认识最终必须落实到个人的自我认识，而认识民族伟大人物的传统负担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身上的传统负担，——领袖和百姓同文同种。不是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袖吗？百姓和领袖所赖以生和活的是是同一块蓝天、同一个历史文化四维时空，一方面，在一段历史时期是他们决定了我们百姓，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那时也是我们造就了他们，——他们的负面也反照出我们的愚昧。这或许可以叫做百姓与领袖的文化同一性。政治英雄的历史决定意义高于百姓，但他们也不能悬空而活，不能脱离历史和传统。平民百姓也要看清：一方面，此等伟大人物对历史有创造；另一方面，他们也被传统羁縻。百姓有责任把明白他们，即使做事后诸葛亮或也不无补益，——前事(人)不忘，后事之师。上述二领袖，已经不是理论上“群己权界的焦虑”，而是已走上专制或极权的实践道路。在走向民主的艰苦奋斗历程中，他们是自觉不自觉地走向或已成为要打倒的皇帝，在某种程度上是被传统拉扯着走的。而我们自己的“帝王崇拜”、“权力崇拜”思想“帮助”过他们，不明白这一点，我们每个人不可能有站起来之日。这样或许更能深切地理解我们的数千年传统的潜隐的强大力量，所以这也是一种自我理解。

 

　　中国皇权主义对中国个人的压灭，在近代成为一股国人难以摆脱的强大政治文化浊流。在权力的获得上，上论二位伟人身上体现的方式不一，在孙则首尾一致，偏于显明赤露，扬旗击鼓但时遭挫败。在毛则潜隐深邃，不动声色；（偶尔也露出峥嵘，如坦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对如何“加”的，至今由于种种原因，还缺乏研究。）1935年后扶摇直上，由于深谙“与人奋斗”的三昧，主大地沉浮后而史无前例，达到绝对权力的颠峰，许多事于国于民其害无穷。毛的天分智慧显然高于孙，且话语才能不凡；尤其是在政治博弈中，纵横捭合、驾御和创造历史平行四边形合力的才能突出，堪称为政治谋略大师，只有他实现了超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宏”志。然而，值得思考的是，没有谁能超越这数千年皇权主义的浸润、熏陶、塑造。或许，与某些上世纪中叶开始的、现在已经基本被忽略的短暂思想文化（或称为新传统）氛围相比，只有传统才堪称融化于我们民族的骨血中了。作为政治文化的皇权主义的深层是一元论的、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前现代的思维方式使一些领袖们排斥多样性、多元论，牢固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也拘束着他们，使他们把无数个人纳入一个抽象的群体中，（如“人民”）从而忽视个人自由个人权利。试想，这样的生于长于皇权主义文化中的、要求属下绝对盲从自己否则甘受极刑的“革命导师”，自称一半是秦始皇的领袖，要他们克除英雄史观，克除权力崇拜，真正把每一个平民百姓当作自由平等的人，真正重视每一个平民百姓的个人尊严、个人自主性，而不仅仅是作秀答喊“人民万岁”，即真正树立（个）人就是目的，具有最高价值，而政府、国家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的观念，是多么困难啊！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制度、法治的约束，这不可能成为人的自觉。人性具有自然性和历史性，不是抽象物，伟大人物的皇权主义负担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负面结果，与其说完全是他们自身的罪错，无宁说是一种历史的“宿命”，但也不等于说他们不该对某些具体的结果负有责任，不过，逝者已去，连责任也已成为历史，因此，重要的是今日后人对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认识。

 

　　普通人不能与伟大者争历史之宠，但把他们当作镜子确是完全必要的，这在全球民主化深入时代是有意义的。当伟大人物说历史是人民创造或者给人民、给群众戴高帽子的时候，正是人民完全听命于他而忘记了自己、忘了自己还有大脑的时候。这是无数人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历史经验。孙文和毛泽东至今或在一个长时期里仍然在各方面联系着我们、从不同角度教育着我们。哲学家李泽厚指出：“尽管换上革命新装，仍然是在善恶实质标尺和绝对性、神圣性的‘宗教性道德’的大旗下，把亿万个体的利益、权力甚至生命统统牺牲埋葬掉。这在中国是殷鉴不远，年老一代都有切肤之痛的。”[52]以民权主义或社会主义理论为根据，实行一党专政及个人独裁，把百姓的个人自由踩在脚下，正如贡斯当所说：“真实存在物为抽象物牺牲：个体的人在大屠杀中成为集体的人的牺牲品。”[53]在近现代史上，尤其是战乱年代，领袖人物以人民或革命的名义，限制百姓个人的自由权或剥夺其生命权，是屡见不鲜的。在未做全面比较情况下，如果说上文证明了孙毛二人对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态度相近，其原因之一就是孙毛二人在改朝换代、暴力革命的观念上是相近的，都属于皇权主义，人民在他们心目中常被抽象化，对于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尤其是普通大众的个人，他们的生活、生命和血汗，他们二人并没有像真正民主制度下的领袖那样不得不（在宪政、法治条件下）十分在意，他们二位的人性在很大程度上也从属于皇权主义文化培育出的人性。对此，无论有多少言论理论辩护，都辩不过事实。上引二位哲学家的话的深刻性也在于此。必须认识到如今还有皇权主义文化的巨大惰性压在我们头上，甚至密切地融化在我们的血肉魂魄中，使我们站不起来，障碍着我们前行。

 

　　应该说明，本文提倡个人主义，并非不知道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并非完美无缺，并非不知道其负面与小农经济的自私自利更有相通处，本文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思想也并不主张全盘机械地接受。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中，有些是可以纠正个人主义之偏的某种因素。本文所提及的传统，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巨大叙事，既要看到它是不可断绝的，要认识到它潜隐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灵深处，也要区别对待，一分为二地承认某些东西的正面价值。政治上的皇权主义必须清除，但道德上的群体本位主义中的正面价值是要细致剔分保留的。因为我们的个人已匍匐在皇权主义、群体本位主义下数千年，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精神如果不能普遍地彻底申张，传统文化中的负面价值往往成为回旧路的牵引力，古人不止不行、不塞不流之说还是有效的。所以哲学家李泽厚明确地主张：“在中国，如果按照实用理性，就应该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出发。而从这一角度看，自由主义比社群主义在今天中国有更大的合理性。后者虽理论上振振有辞，在中国的客观现实中，却容易成为倒退的依据：再度抹杀个人，重回过去年代……经验似乎说明，只有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自由竟争反而使社会较快发展，而众多个体也因而受益。早在二百年前，Kant便以密林高且直之例来肯定个人竞争。经济上如此，政治、文化也如此。”[54]。自由主义者是深知传统的性质及其与本土自由主义发展的关系的，如刘军宁对“礼教自由主义”的看重，袁伟时对“儒商”的分析等。[55]

 

　　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应该是中国每一个个人站起来，我们需要抛弃约三千年来心灵深处的、专制制度教化的子民/臣民意识，培育和发展公民意识，个个成为公民。这是现代化根本途径之一。1949年，毛泽东呐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侯，他怎样体会普普通通的个人（百姓）的感受呢？他想到使他们每一个人成为公民了么？今天，对于我们，从百姓（子民、臣民）到公民的路途可能还是相当遥远的。

 

 

　　注释：

 

　　[1]本文从个人主义视角做历史一瞥，所用皇权主义，与“王权主义”（刘泽华）或“皇权专制主义”（李慎之）是一致的，见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见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

　　[2][3]《孟子》，《离娄上》、《尽心下》。

　　[4]董仲舒：《王道通三》，见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二册，页68，人民出版社。

　　[5]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八，《仁义法》，见李宪堂：《先秦儒家的专制精神--对话新儒家》，页10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吴虞：《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页18。

　　[7][8][10]转引或引自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页254，264，247-8，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9]朱熹：《文集？仁说》，见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三册，页249。

　　[11]《中国文化要义》，页259，学林出版社，1987。

　　[12]李宪堂：《先秦儒家的专制精神--对话新儒家》，页105-106。作者下文还用对孔学的后世形态——荀、孟的仁学，《礼记》、《易传》的仁学，董仲舒仁学，理学的仁学等等的考察进一步论证了此一论点。

 　[13][47]单正平：《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1期，总84期。

　　[14]黄克武：《“个人主义”的翻译问题——从严复谈起》，《二十一世纪》，2004年8月号，总84期。

　　[15]袁伟时：《严复思想遗产三问》，1997年12月，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网站www.sinoliberal.com

　　[16]杨贞德：《自由与自治——梁启超政治思想中的‘个人’》，《二十一世纪》，2004年8月号，总84期。

　　[17]梁启超《新民说》语，同上注。

　　[18]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19]李之鼎：《鲁迅用“个人主义”之所指》，个人主页：http：//ljding.home.bj001.net

　　[20][21][22][23]见《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转引自袁伟时：《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迷误看中国民主之路》，www.cc.org.cn，2003年06月10日.

　　[24]、[25]、[26]、[27]、[38]，同上袁伟时文。对于[26]，可以做一点补充，孙文是实话实说，后来的党虽然不说，但实际效果也大致如此。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之威力。

　　[28]、[29]、[30]、[31]、[33]、[34]，[35]，《民權主義》，第二講。

　　[32]《论法的精神》（上），页153，商务印书馆，1961年。

　　[36]《孙中山文选》，页290-299，曹锦清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37]潘惠祥：《晚年孫中山》，《二十一世紀》網絡版二○○三年三月號總第12期。

　　[39][40]《总理遗教》，转引自杜钢建：《孙中山的人权思想》。网刊“法律图书馆·法律论文资料库”。

　　[41]储安平：《中国的时局》，1947。转引自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页158-159。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42][43]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页16-18，学林出版社，2003。

　　[44]《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民主和自由》，1937。

　　[45]《论联合政府》，1945。

　　[46]王中江：〈〈中国自由主义认同及其困境——主要围绕〈观察〉周刊而展开〉〉，〈〈自由主义与中国近代传统——“中国近现代思想的演变”研讨会论文集（上）〉〉，页403，刘青峰岑国良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

　　[48]储安平在1957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见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49][50]李月军：《20世纪中国三种文武关系模式与国家现代性的成长》，《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2期。

　　[51]金观涛：《儒家文化的深层结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见金观涛刘青峰：《新十日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0。

　　[52][54]李泽厚：《历史本体论》，页66-67，页66-67。三联，2002。

　　[53]本杰明？贡斯当：《论征服的精神》，转引自以赛亚？伯林：《自由论·导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

　　[55]刘军宁：《自由主义与儒教社会》，“世纪中国·世纪学堂”，2005/09/08。袁伟时：《袁伟时演讲：如何做一名21世纪的中国儒商》，http：//cul.sina.com.cn2005/12/1417：28《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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