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皇权与极权历史，让“人”真正地站起来

　　孙中山的许多言行都表现出皇权主义思想意识，他把百姓看作儿皇帝。孙中山说：“中国奴制已行了数千年之久，所以民国虽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强迫手段，迫着他来作主人，教他练习练习”。[39]“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以五千年被压作奴隶的人民，一旦招他着皇帝，定然是不会作的，所以我们革命党人应当来教训他，如伊尹训太甲一样”。[40]这话蕴涵着深刻的古代现代历史矛盾，而且古代绑缚着现代，古久的皇权专制思维方式牢固的纠缠着他的民权主义革命思想，尤其导致他法治观念的缺失。（后者是中国革命领袖的通病？）一个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把百姓当作儿皇帝，自己以太上皇自居，革命的结果自是不言而喻了。在灵魂深处，他的人民，并不是公民，而仍是臣民-子民。后来文革中百姓或热情或恐惧地山呼万岁，与孙中山的革命也是一脉相传。皇权主义使革命领袖厌恶个人自由，高喊民主，这一点使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某些思想相似，积极自由高于消极自由，按照卢梭的意思，需要强迫人们“自由”，不过，如果说在法国是把多数人的政治信仰强加于全社会每一个个人，用革命暴力强制施行，变成“多数人的暴政”，那么在没有自由传统的中国则常常是领袖专政暂借多数人的名义而已。

 

　　（四）毛泽东的极权主义对个人的压迫

 

　　储安平有名言：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是“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自由”就变成了“有”“无”问题了。[41]显然，储安平担心的是个人自由，也包括个人权利。

 

　　毛泽东早年确也受过某些个人主义思想熏陶，有学者指出，他曾受德国泡尔生伦理个人主义以及尼采哲学的吸引，主张“高扬个性的‘精神之个人主义’”。[42]这种“豪杰式的精神个人主义，具有浓烈的欧陆浪漫主义色彩，与英伦自由主义的‘经济人’的谋利式个人主义大异其趣。”[43]这种“豪杰式的精神个人主义”属于伯林所说的、中国知识人所熟悉的积极自由，它通向他掌权后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再往回溯，连通着舍我其谁式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以及含蓄着“彼可取而代之”的“粪土当年万户侯”，显然，它通向专制主义。这种精神之个人主义是在他掌控着国族命运、四海资源，自己能鲲鹏展翅、坐地巡天之后忽略百姓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根源之一。军事上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和孙中山一样，最后也没有逃脱皇权主义文化的吞噬。不过，可能是具有异于常人的秉赋，由此而来的非比寻常的人格魅力也是他达致目的的助力。由于天分才力比孙文要高，他走向极权不像孙文那样赤裸裸地甚至不无急躁的告白和命令，而是凭不仅战天斗地而且“斗人”（隐于晦涩的“与人奋斗”一语中）的英雄志，从容地凭心计，凭御人术，甚至凭驾轻就熟的“阳谋”。他破了“山中贼”（蒋介石）后，自认为他的人生第二峰顶是文革，文革时凭借其建立在古久愚昧之上政治神奇威望而来的政治艺术，确实达到顶峰，当时他的“最高指示”之一是所有百姓必须天天诵读并铭刻于心的“斗私批修”，把个人的一切都从心里抖落出来，林彪美其名曰“灵魂深处闹革命”，有人说是“狠斗私心一闪念”。这是传统的破“心中贼”，也是从“克己复礼”的总路线下来的一种新式变构。所期望的是一个与实现传统大同理想的国族乌托邦相似的实现大公理想的无数个人总体心灵乌托邦。——其人性论的基础也是古旧的、幼稚的。

 

　　《反对自由主义》（1937）是整肃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重要文献之一，但在“自由主义”名下，（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完全不同，本文此处不做辨析，只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表示毛泽东及其思想体系所特定的意义。）毛泽东塞进其中的并非如今普世通行的那种以个人主义为基石的西方价值观或西方政治哲学自由主义，而是源于自私自利、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只有克服了“自由主义”，才能做到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他认为“自由主义”客观上是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的。他较早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上思想·关于个人主义》（1929）所批评的“个人主义”六种，大致如“自由主义”。这些都是战时加强集中、加强纪律以战胜敌人取得胜利的政策条文，所针对的是古老自然经济、皇权专制和礼教束缚条件下养成的一些不利于权力集中、不利于军事运作的积习，其目的是有效地走向全能主义，从而使斗争胜利。这些条文不具备理论性质。毛文“老三篇”妇孺皆知，曾长期是国人价值观、伦理观的座右铭。它们在以绝对的阶级斗争理论整理社会结构中曾起过极为重大的作用，以前有些年龄稍长者或许还能背诵，其中《纪念白求恩》高悬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对白求恩一个人品质的理论概括，更是对革命者的要求，——由于复杂微妙的文化转换机制，如与皇权主义崇拜叠加的卡里斯玛权威（charismaticauthority）效应、社会动员的招数等，对革命者要求也是对每个百姓、尤其是作为知识人的干部（即使是非党员）的要求，这一圣人水平的伦理观，既超越了中国文化不避某种合理的私利的公私关系的中庸原则，又是批评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锐利武器，更为重要的是，它成为杜绝普世价值的个人主义、树立集体主义的格言。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一圣人的也是极左的大棒对个人主义是战无不胜的。当然，后来，当价值迷失时，人们发现它是谎言时代的重要发生源，如今，它不是已被上上下下抛到九霄云外了么？

 

毛泽东社会斗争方面的著作，除了战争外，政治方面谈独立、民主较多，谈自由（一般意义上的，先不说个人自由、个人权利）较少，这自然与他的意志指向相关，另外的原因可能在于他深知传统文化中非政治的自由思想(如老庄)的危害，他对西方的自由理论也知之不多。1949年前，他有时谈“民主自由”[44]，有时谈：“人民的自由”，“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45]他似乎从不把这些和政治口号中具体的人民自由或进一步与口号中没有但可以想象到的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协调起来。有学者指出：“……国共两党对自由和民主的承诺，确实又都带有策略性。……后来的事态表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的说法，主要目的也是利用自由民主，作为争取合法性、对抗甚至推翻国民党的手段。”[46]这种策略性的著作不可能把“民主”、“自由”的要义说透。1949年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后，他基本避开了自由话语。紧接着，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文章里按人民民主专政的方式把属于“旧民主主义”范畴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列入被批判席位，并加以警告。他熟谙传统文化，感同身受地体察到知识分子基于完全放任的人性极端自由所产生的传统清高（不合作主义）对一元化的革命领导权、对党即领袖的威信的危害是多么大。少谈自由，但坚决反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便由此而来。毛泽东的着眼点和孙中山一致，都是群体本位主义立场。此外，其著作大致主要是军事和阶级斗争了。“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之说，文革时虽然叫得天响，这个“政治”连大众的事也不是了，政治只系于他一人。实际上，直到他做英雄式呐喊的1949年，他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使每一个普通百姓都“站起来”的明确理想。当时，除了逃到台湾的外，许多知识人处于心理紧张状态。后来他们许多人的命运确也证实了这种心理预感，应了那个自由有无多少之别的著名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