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皇权与极权历史，让“人”真正地站起来

　　有学者在论述毛泽东曾受庄子绝对自由及尼采超人思想影响时说：“从自由主义政治学说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最大错误，就是试图把哲学上的绝对自由理念，运用到一个大国的社会实践中。他为了一己之自由，拿国家如儿戏，视民众为玩偶，成就了一人之自由，而祸害全国民众之惨烈，世所罕见。”[47]把文学幻想转化为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以“坐地”“巡天”的浪漫主义搞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总想着领导世界政治新潮流，在不停地批判唯心论、形而上学过程中大搞唯心论、形而上学，遭殃的是小小老百姓。在社会主义名号下，极权主义领袖的极端的个人自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与百姓诚恐诚惶，（“万岁！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早请示晚汇报，……），对比鲜明，上演的是“解放”牌的华夏古剧。为什么会这样？毛泽东固然难辞其咎，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集团性宣传、推崇、神化，更推波助澜，悖论地是，水到渠成之日又成为集体中的要员遭殃之时，理解这一点，我们自然回到本文第一部分的论述：其根源之一便是我们的群体本位主义的文化中没有个人自由、个人自主、个人尊严、个人独立的踪影。当然，人民的文化程度文明水平与领袖大体是一致的，归根结底在于构成百姓群体的每一个个人的认识与识别能力，而没有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传统又是个人素质的基线。普遍蒙昧的面相于此可见。因此，个人主义、个人自由应该是反思的重要基点之一。

 

　　数千年皇权主义培育的愚忠集体无意识，在新的名号下，使百姓个人无自尊，只有尊领袖；个人无自主，只有做驯服工具、做螺丝钉。中国人本来就缺少被自由主义视为有绝对意义的、更能体现现代性价值的消极自由；丧失了意志自由、言论自由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也窒息了思想自由。极权与传统文化相纠结，领袖和百姓都缺少责任伦理，只讲意图伦理。神权政治强化了这一点。责任伦理是实践性的准则，是此岸性的，着眼于结果合理性；意图伦理是未脱魅的思想，是彼岸性的，与作为绝对伦理的宗教伦理相通，政治迷信是对于意图合理性的迷信。儒教大同乌托邦与对共产主义的热烈期待只一步之遥。责任伦理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对于政治家至关重要。按照责任伦理，具有思想自由、意志自由的个人，应该对各级执政者抱有自觉的警醒，不会把自己的思想和意志依附于任何外在的权威和内在的冲动，而政治家更应考虑自己的行为动机、手段、后果，从而真的而不止是宣传上为人民负责。意图伦理使人一意孤行，根本不考虑后果，因为没有法治能够进行监督或使之事后负责。领袖可以无法无天地玩国族于掌股中，无数的百姓的身家性命也在所不计。百姓被称为“人民”、“群众”而被运动，运动鼓动起来的从众心理和行为，更使人常常丧失理性。次高指示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谈何个人自由？恐惧助极权之威，结果是几乎很少人还能进行理性的思考，如文革，曾造成十数亿人众的非理性疯狂。怀疑领袖会成为反革命，可罹极刑。更无个人隐私可言，家庭大门随时可被打开，红卫兵或造反派随时可直入检查。儿子造父母的反、夫妻相互造反者比比皆是。正常生活被搅得天翻地覆、天昏地暗，由于黑云压城城欲摧，人人禁声，以免一时失言祸从天降。

 

　　正是在毛泽东治下，世纪初曾辉煌一时的自由主义绝了种，（人们只知道要反对的“自由主义”），而个人主义则成为“万恶之源”，把知识人的传统个性意识，（包括逃避政治的思想，）把20世纪初培育起来的孱弱的个人主义思想，消灭得干净、彻底。只要看看自由主义者储安平如何在《向人民投降》[48]中如何被迫做检讨就不难理解了，那是否还是一种“皇恩浩荡，臣罪当诛”的注脚呢？所以，1980年代，一些行业里个人名字在媒体上的出现，不免令人心疑，因为余悸未消。1957年“阳谋”反右之后深入批右（右倾）的1959年，《人民日报·思想评论》署名文章曾把个人主义送上最高的道德政治舆论一律的法庭：“《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其中说：“我们党从建党以来，就在党内不断地同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做斗争，……”“个人主义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它是历史上阶级社会和私有制度的产物。是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核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根本对立、水火不相容的，是党的团结的大敌，是万恶之源。”传统有“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之说，从此中国人又多了一个非同小可的、政治性的“恶”，——个人主义。那时正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高潮，检讨的高潮，“个人主义”是自我批判中出现率最高的一个词，其表现是“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向上爬的野心”、“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等等。很明显，把利己主义、自私自利，把不服从组织、不听组织即领导的话，归结为个人主义，是装错了箱子，但1950年代，偌大中国有几个人辨得清？尤其是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老一代即使有个把懂得的，哪还有胆量从理论上充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出来较量一番？此后“个人”的贬义更强了，真的成了狗屎堆；唯“组织”伟大光荣。“个人主义”成为大帽子、战无不胜的棍子、批判人陷害人的利器，人们害怕它，如同害怕病毒、瘟疫一般。其实对个人主义的批判，是一种20世纪的“莫须有”，就是为了扫除妨碍人人做驯服工具、做螺丝钉的一切障碍。当然，也为了防止自由主义冒头。1957年以后，检讨个人主义（“克己”）成为广泛的文化现象，上至官吏、下至小学生的检讨中，“个人主义”应是最高频率出现的“时髦”词语之一。

 

　　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经过大半个的世纪的思想扫荡与重构，在神化的光芒万丈的精神穿透下，口诵手写反复宣传，“反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的教条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人的传统群体本位主义，它们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大脑中，几乎内化为政治自律和道德自律的本能，许多人至今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持有厌恶、警惕、拒斥的态度或心理。这种状况不是一时、轻易地能够改变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大影响，和这里它们的尴尬处境，成为鲜明对比。

 

　　不能不承认，这一时期，偌大国土上，历史走入前所未有的极端，个人自由仅为极少数人所有，个人主义已无从谈起。至少在这一点上，比起孙文时代，是一大倒退。有学者在分析“共产党‘以党领军’与文官控制军队模式”时指出：“军事化所造就的等级严格的社会之政治文化是‘子民──臣民’型政治文化。建设现代国家所必需的宪政文化、法治精神、自由独立的人格等，根本不可能从军事化社会中生产出来。”[49]“这种典型的军营式指令经济统制剥夺了个人的权利，把个人变成了这一机器上的零件，政府对其强调服从和统一。这显然不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所需要的。”[50]

 

　　虽然毛泽东以后中国历史会长时段离不开毛泽东，但毛泽东扼杀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历史事实是显然的。其根源在于是他的政治意向，从根本上看，他把五四自由民主精神作为手段只是利用，并不当作目的，这一点在1949年后格外明显。他的思想和孙中山一样为传统所羁縻，所以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儒家化的马克思主义，[51]他思想中的民粹主义成分和马克思的革命口号、革命远景，与中国广大苦难深重工人农民具有莫大的亲和性，所以颇有成就。但总起来看，套用地说：毛泽东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皇权主义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