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水浒传》思想本质新论——评“农民起义说”等

 

　　8. 宋代有许多小“水浒”

 

　　南宋初形成的有关宋江的故事是《水浒传》的最初形态。这些可称作小“水浒”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是以三十六人中的某个好汉为讲述核心的，用文学理论的术语说，就是英雄传奇故事。这一点，从宋代遗留下来的一些说话的名目就可以看出。如《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8]（P235-266）。这些是讲梁山好汉杨志、鲁智深、武松等人故事的。小“水浒”在当时的“说话”中是属于“朴刀杆棒”和“发迹变泰”两类的。“朴刀杆棒”类的作品是描写游民生活的。其原因何在呢？“朴刀”是介于农具和兵器之间的，其廉价和粗糙可以想见；“杆棒”就是木棒，更为简陋。熟悉江湖生活的“说话”人便把它编入话本之中，成为“说话”中的一类，并把与“江湖亡命”和绿林生活有关的作品皆归入此类[6]（P184-215）。“发迹变泰”就是陡然发迹的意思。我们从宋元留下的通俗文艺作品（包括话本和戏剧）来看，叙述发迹变泰故事大多是描写主人公如何在社会底层通过“打拼”，最后得以做皇帝或高官的，也就是说通过掌握政治权力来实现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处境的理想。

 

　　此后经过明代中叶下层文人编定而成的长篇小说《水浒传》，虽然渗入了一些文人士大夫意识，但其主题还与原著小“水浒”们有一定的承继关系。小“水浒”所体现的思想倾向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水浒传》还是以描写游民生活为主，反映游民的生活理想和追求的。从宏观上说，《水浒传》是写梁山上的英雄好汉群体的成功与失败的；从微观上来看，《水浒传》也是写了许多游民和边缘人物在多灾多难的生活挣扎中的成功与失败。前七十回宋江、鲁智深、史进、林冲、武松、三阮、李逵、石秀等人都有个奋斗成功与失败的故事。宋江等前四位本不是游民，他们是其他阶层的边缘人物，生活使他们从边缘滑向游民，为生存的奋斗（这是作游民的第一课）中，他们也饱尝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上了梁山，受了招安，取得了比原来更高的社会地位，似乎快要到达他们所希望的“封妻荫子”的目的了，最后，由于招安的失败，一切都破产了。《水浒传》的前七十回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在这些篇章中淋漓尽致地描写了他们奋斗的成功故事。李逵初遇宋江时，宋江给他十两银子，此时李逵已经在体验成功的喜悦了。尽管在现代读者看来，这未免有点卑微。李逵不会这样看，穷了半辈子，还因为打死人坐牢，一次得到十两银子，不啻得到一笔巨款，而且，其社会地位极为卑微，突然有位江湖领袖，视其如亲人，仿佛小学生遇到大师，其喜悦、其成功感可以想见。梁山好汉不是没有精神追求的，只是其精神追求是从物质追求中引申出来的。好汉们最重要的精神追求就是朋友相聚，或称“聚义”。“聚义”本来是游民追求财富所必须的手段。游民长时期的奋斗过程中，感到需要有共同命运的人们的协助，久而久之，手段便成了目的。写游民“聚义”奋斗的成功与失败，这就是《水浒传》的主题。

 

　　二、思想、社会运动、《水浒传》

 

　　1. 思想上的突破

 

　　谈到思想，人们往往忽略了下层社会的人们的思想，把思想看作知识分子的专有品。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社会，“国”与“家”是同构的，因此，民间思想与统治阶级思想很接近，看不出有太大的差别。可是还有一批从宗法制度下被抛离出来的人们，他们的思想状况如何呢？很少有研究者考虑到。这些被抛离者就是游民，记录和反映他们思想意识的就是与他们处境、经历类似的江湖艺人的作品，《水浒传》即其一。如果我们承认通俗文学作品也可能是思想者的载体的话，《水浒传》作为第一部长篇通俗小说则提供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思想意识。

 

　　首先，它所叙述的故事在总体倾向上是与主流社会相对抗的，作者时时用符合主流社会规范的思想淡化它，但这个总的倾向是掩盖不住的。这种对抗是建立在维护《水浒传》中主人公利益的基础上的。当然通俗小说所提供的“思想”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系统的思想认识体系，只是由作者情感负载的一种思想倾向。前者（指系统的思想）只在文人士大夫中有影响，而后者却能在一般民众中流行。由于其受众面广，后者对社会的影响是很难估量的。其次，《水浒传》中提出一些在此之前人们很少使用或根本不使用（起码不见记载）的概念和话语，建立了一个与主流社会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话语体系，底层社会的人们对此耳熟能详，甚至成了常常使用的语言。例如“忠义”、“替天行道”、“义气”、“聚义”、“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好汉的勾当”、“逼上梁山”等等，这些通过《水浒传》以及与《水浒传》有关的各种文艺作品的传播而深入广大民众，影响他们的精神世界，甚至塑造了他们的性格。使得接受这些观念的人们，在行为上也会相应地突破主流社会设立的种种规范，干出无法无天的事来。这些是评论家们关注不够的。游民的阅历不知比宗法农民丰富多少倍，经济、社会地位的差别，知识阅历的丰富必然使他们对传统的思想有所突破。

 

　　2. 游民的“造反有理”如果不把“造反”这个词现代化、意识形态化，其意思就是对当时政权的暴力反叛。用儒家常用的一个词就是“犯上作乱”。“造反”是极端的“犯上作乱”，在统治者看来，“造反”是属于“十恶不赦”的弥天大罪。《水浒传》所描写的“造反”主要是游民的暴力反叛。作者很明确地知道，一旦参与造反活动，就与主流社会决裂了，这对当时的良民来说是极敏感的问题。从《水浒传》总的倾向来看，并没有否定“上山”，而且还把它看作是好汉们迫不得已时的一个明智的选择。《水浒传》还把五湖四海的人们上梁山与“朝廷做个对头”称作“聚义”，把他们冲破重重险阻，终于实现了“聚义”比喻为：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把参加梁山造反队伍比作冲破天罗地网，这是作者对于英雄好汉们武装反抗的直接肯定和歌颂。不仅从文学史角度看，这是第一次，即使从思想史上说，也是没有前例的。

 

　　3. 造反者的话语体系

 

　　历来我们见于书面的只有一种话语体系，那就是主流社会的话语。这些不仅充斥于经史子和文人士大夫的各种著作之中，也流行于老百姓的口头。久而久之，成为一种集体认知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从《水浒传》开始，出现了一整套与主流社会相对立的造反者的话语体系。当然，这种话语不是作者编造的，最初它们一定活跃在广大游民口头，经过江湖艺人的总结提炼，写成了文字，编织在通俗著作里，通过各种渠道流播在广大民众之中。这种话语与主流话语一样也是蕴含着特定的思想意识的。《水浒传》所提供的与传统悖谬的许多思想意识也是通过话语的流播实现的。经过五六百年的流传，生活在现代的我们不觉得《水浒传》在话语方面提供了些什么新东西。这一点只有通过文学史、文化史的排比才看得出来。这里我们选一些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词语作些分析。

 

　　（1）好汉：“好汉”这个词儿虽然不始见于《水浒传》，但是它在此书中的独特含义被后世的下层民众所接受。“好汉”在唐代指读书有成之人，如狄仁杰。《水浒传》出来后，“好汉”的意义改变了。《水浒传》中这个词儿不仅只与“武”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带有不遵守国家法纪，专干一些作奸犯科之事的意思。梁山兄弟对“好汉”的理解实际上是游民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这种自我肯定和评价由于《水浒传》的艺术感染力而得到广大受众的理解与认同。因此，自“水浒”故事普及以后，社会便公认了这个用法。于是，“好汉”之名，流播天下，不仅通俗文艺作品使用，而且也用于现实生活，为那些处于社会下层、又不甘于穷困以没世、并有几分强力的游民，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称呼。凡是敢于与主流社会对抗的秘密组织的成员、打家劫舍的绿林豪强、闯荡江湖各类人士、乃至称霸一方，为人所惧的痞棍，都会被畏惧者恭送一顶“好汉”的帽子。

 

　　（2）义气：“义气”是“义”的通俗表达，本来是一回事。但自“义气”这个概念产生、并在中国最早的通俗小说《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以后，它逐渐独立了出来，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道德观念。当“义气”这个词随着通俗文艺作品流传到民间的时候，下层社会的人们就把它看作是下层社会人们互相帮助的道德，但其希望回报的思想还是隐隐蕴藏其中的。

 

　　（3）江湖：《水浒传》第一次描写了游民生活的江湖，这个“江湖”充满了刀光剑影、权谋欺诈。与文人隐居的江湖迥然不同，它脱离了宗法网络的羁绊，形成某种独立性，构成了与主流社会不同的隐性社会。这个“江湖”是确实存在的。它的构成主要是游民和社会上其他阶层中的甘于自处于主流社会边缘的人物。“江湖”这个词对后世影响最大。《水浒传》中的江湖本来是游民生活的空间，这里本是干犯法纪、为非作歹的渊薮，而后世把许多非官方的场合都称作江湖，特别是新派武侠小说把“江湖”浪漫化、文人士大夫化，使得人们几乎不知江湖的本来面目。《水浒传》“江湖”的出现本来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但这个语词也带动了“江湖”的发展，推动了隐性社会的运动。

 

　　（4）上梁山与逼上梁山：后世能和“绿林”齐名、并作为民间武装反社会力量称呼的是《水浒传》的“梁山”。自从“水浒”故事的“梁山”这个词产生后，它就不是那个坐落在今山东省的小土山包了。它成为造反者的圣地、给许多武装反叛者以想象力，成为他们敢于把造反事业坚持下去的精神归属。为了说明“上梁山”的合理性，书中从第七回起叙述了好汉林冲被迫上梁山的过程，通过这个故事读者把同情心都交给了林冲，并从内心赞同他这个选择。“逼上梁山”这个词就是这样产生的。这就给了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受到不公正待遇、正义不得伸张的人们以勇气。“上梁山”与“逼上梁山”是“造反有理”的过程与归宿。

 

（5）不义之财，取之何碍：这是智取生辰纲之前晁盖对吴用说的话，“不义之财”指他们即将劫取的“生辰纲”。劫取财货者代代有之，可是在《水浒传》之前没有如此理直气壮为这种掠取作辩护的。这个道理在“水浒”的语境里很容易被读者接受，蔡京、梁中书都是臭名昭著的坏蛋，他们的钱财也多是搜刮老百姓来的。但是自《水浒传》以后，这个道理被下层民众所接受，并且成为游民劫掠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实际上，尽管在它产生的具体的语境上有几分合理性，总的说来，它仍是“强盗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