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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水浒传》思想本质新论——评“农民起义说”等
（6）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这段话是吴用邀请阮氏三兄弟参加劫取生辰纲时，阮小五对吴用说的赞美梁山好汉的话。这也表明了下层社会的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如果再稍全面一点的话，加上前面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这可能就是他们全部的精神与物质追求了。下层社会中的老实者，但求一饱也就可以了，而那些“豪杰”之士的要求就会高一些，食肉饮酒就是他们对生活的最大向往。“酒、肉”本身还有精神层面的意义。“成瓮”、“大块”的吃法就不是那些文质彬彬的文人士大夫和循规蹈矩的人们所敢问津的，它带有尚武之风，带有一股豪气，或者说蛮气，这正是那些敢于与主流社会抗争人们的色彩。这样它刺激的不仅是饥饿者的肠胃，还包括畏葸退缩者的肝胆，鼓励缺少衣食的游民挑战现实秩序，武装抗争，实现自己的追求。
其他词语还有“忠义”、“替天行道”、“招安”等等。这些与上面说的“好汉”、“义气”、“聚义”、“上梁山”、“逼上梁山”、“不义之财，取之何碍”等构成了游民与武装抗争者的话语系统。这里包括他们对自己的认知与评价、他们之间联合与合作的道德原则、他们结合在一起对抗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如何对待统治者的镇压的方法等等。这些话语既是他们对抗主流社会时的心理支撑，也是他们应付社会现实的手段。
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一的胡林翼说：“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9]（卷四，P309）。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它还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主流社会的人们对那些铤而走险的抗争者产生几分理解。他们认识到这些造反者并非是不可理喻的人物。明末郑敷教的笔记中记载了他在黄河中遇盗的情况，群盗必欲杀之，但未得到首领的批准，终被释放，他在笔记中感慨地写道：“余深感宋公明仁人大度也”[9]（卷四，P309）。这也是通过这一套话语系统实现的。
话语不仅形成物质力量，影响着此后的社会运动，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思想，《水浒传》的独特话语表达的是敢于通过武装力量争取自己利益的游民的思想。这种思想应该在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三、招安的是非
近50年来，对《水浒传》的评论与研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招安”问题。回想上世纪70年代，批宋江批《水浒》运动中也是以“招安”为突破口的。“招安”是指统治者以和平手段处理武装反叛者的专用术语，虽然“招安”代代皆有，但从五代才开始用“招安”这个词来表述这种社会现象。武装反抗有三个前途：一是反抗成功自己做皇帝；二是被统治者消灭；三是被招安，当造反者的力量还不足以取代统治者的时候，又不想死，如果统治者来招安，这就是唯一的选择。造反队伍中的领袖人物有可能比一般造反群众更热衷于招安，这虽然有企图投靠统治者和往上爬的嫌疑，但须知，把跟随自己造反的群众带出死境也是这些领袖人物义不容辞的职责。招安对大多数参加者来说不是最坏的结局。“招安”是专制统治者对待民间武装反抗的政策，如果统治者认真执行这个政策，它在历史上也是具有正面价值的。
1.《水浒传》中的招安
《水浒传》中的“招安”是令读者扫兴的故事。近几十年来人们把“招安”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认为是背叛和投降。这是把古代问题现代化了。游民暴动，农民的反抗最大的目的就是求生存，一旦有了生存的机会为什么不要呢？须知，古代农民领袖不是现代有信仰的职业革命家。
2. 为什么写“招安”——“讲史”体例的约束
梁山的事业正处在高峰时，好汉们被招安了，使得现代一些研究者感到迷惑不解。刘茂烈提出梁山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宋王朝倾其全力，想要一举消灭梁山全伙，但最终以惨败告终。此时“按照事物的发展逻辑，梁山军理应乘胜追击，‘杀到东京’，推翻黑暗腐朽的徽宗王朝，建立梁山军的政权，实现‘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令刘氏感到“奇怪的是，宋江并没有这样做，甚至连想也没有这样想”，而是积极筹备招安[10]（P142-145），真是令人扫兴。
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因为关于宋江三十六人纵横京东一带的故事，在宋代演说时是属于“讲史”系统的。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把《水浒传》列入“元明传来之讲史”篇中。既然是“讲史”，细节尽管可以创造，但大的走向是不能改变的，宋江被招安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水浒传》一书是“朝真野假”（朝中诸官，皆是实有其人；在野诸盗都是假的。实际上，支持梁山招安的宿元景太尉就是虚构的人物）。自从马泰来先生在1981年第1期《中华文史丛刊》上发表的《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论历史上的宋江》一文披露了李若水的《捕盗偶成》以后，宋江被招安疑案基本上已经成为定论。
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剪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今年杨江起河北，战阵规模视前作。嗷嗷赤子阴有言，又愿官家早招却。我闻官职要与贤，辄此曹无乃错。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不如下诏省科繇，彼自归来守条约。小臣无路扪高天，安得狂词裨庙略。[11]（第1册，P20113）这首诗坐实了宋江一伙人是被招安的。无论是从诗题或从诗的内容，很难看出作者不是目击此事的。特别是此诗第五至八句描写宋江等三十六人受招安入京觐见皇帝时的情景，说明李若水是身在现场的。
3. 为什么写“招安”——受众的要求
从传统的审美习惯来看，国人是喜欢大团圆结局的。宋代以后的通俗文艺作品中，大团圆倾向十分明显。这与通俗文艺面向市场是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中多有缺欠的平民百姓，为了求得心灵上的安慰，特别喜欢大团圆的故事；“买主”既有这个要求，“卖主”就要使买主满足。古人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喻世明言》的《绿天馆主人叙》中说：“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12]（P1）是说唐代作品比较关注艺术，而宋代则更注重受众的需求，这不仅体现在语言上，内容上也是如此。
不同类型的人，有不同的大团圆。那么什么是敢于武装抗争的游民的大团圆呢？我想应该是发迹变泰，具体说就是成为帝王将相，最高的当然是做皇帝，最低也是招安做官。不仅江湖艺人这样想，观众听众也是这样企盼。宋江没有做皇帝是历史事实，谁也改变不了，于是，便采用了招安做官。这样的故事不仅寄托了创作者的理想，也反映了平民百姓的心理需求。
4. 为什么写“招安”——民族的共同愿望
南北宋之交，北方被金人侵占，金人的侵略与屠戮引起了北方宋人的强烈反抗，被宋人称之为“忠义人”。宋江的故事发生在北宋末，后来被招安，这是与南宋建立后在北方的“忠义人”不同而又有相似之点的。江湖艺人在演说宋江等人故事时特别强调“忠义”这一点，在现在来看就是利用民族情绪给人们造成误读，仿佛北宋宣和年间就已经有了招安造反者去抵抗异族侵略者的“忠义人”的故事。说书人把“忠义人”的故事提前了六七年，因为时间不长，听书人很容易被欺瞒。
《大宋宣和遗事》中把宋江等人的根据地——“梁山泺”前面非要加上“太行山”三字，仿佛“梁山泺”是太行山的一部分。南宋龚开的《宋江三十六赞》中更是多次提到“太行”，如张横，“大（太）行好汉，三十有六”；穆横，“出没太行，茫无畔岸”等。这种地理的错位，《水浒传》研究者的解释是除梁山故事外，还有一个太行山的故事系统，只是这个故事没有流传下来罢了。[13]（P54-84）这是有可能的，但为什么北方数千里，单单强调“太行”？我认为宋江故事的原始创作者这样做是顺应了当时的民族情绪的。因为南宋初年王彦所率领的太行山上的“八字军”是被视为北方“忠义人”代表的。他们给南方、特别是临安老百姓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是北方汉人坚决抗金的一面旗帜。把宋江等人与太行山的“忠义人”联系起来，是为了使听众对这些武装造反者更为理解，对他们的故事不再敏感，以取得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是借此指出宋江等人的招安行为就像“八字军”、“忠义人”一样，在抗击外来入侵中是起积极作用的，他们的故事是应该受到全社会欢迎的。南宋初年是民族精神高涨时期，把宋江等人的故事演说成为具有报国精神的故事是符合时尚的，后人在梁山聚义故事之后加上“征辽”也是这种精神的延长，然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接受宋王朝的招安。基于上述的种种理由，所以《水浒传》写作过程中前后作者都未放弃宋江等人被招安的故事。
5. 招安的悲剧
论者在谈到《水浒传》的招安问题时，往往把吴用说成反对招安的总后台。这是不符合书中实际的。在招安问题上，吴用是与宋江发生过分歧，而且两人就此问题也辩论过。吴用的态度实际上是代表了作者的意见。作者也是把招安看成是梁山好汉的唯一出路，但是他不同意宋江那种饥不择食、委曲求全的招安。我们从《水浒传》对梁山好汉被招安过程的描写中可以感到作者把招安看成一种交换，朝廷以不同等级的官位来换取江湖好汉们的效力。这种交换应该是有担保的，这不仅要朝中有同情江湖好汉、并能为江湖好汉说话的大臣当政，而且江湖人要保有一定的实力，时时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本钱。这两点都没有具备，而宋江急于成交，才导致招安的失败。作者（也就是吴用等人）反对的不是招安，而是不成功的招安、失败的招安。
被招安者的安全得不到保障，这是个绝症，谁也没办法解决。其根本原因在于专制社会实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招安的成功、失败都只系于皇帝和主持者“一念之间”，也系于被招安者对于专制皇权信任的程度。长时期地涉及生与死的对峙和冲突，使得彼此的信任降到了冰点。再加上传统谋略的发达，人与人、团体与团体之间都会各自留下一手，以备非常事件的发生。这种“预防”本身就酝酿着更激烈的冲突。
《水浒传》的作者对梁山好汉征方腊以后所处的悲惨境地的描写，实际上是对不成功招安的批判，其中也包含着对当时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的批判，虽然这一点作者还不太理解。
《水浒传》中渲染了招安的悲剧，这与它完成于明代中叶有关，明统治者对各种反抗镇压的严酷在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在镇压人民的反抗时，明代统治者虽然有时也使用“抚”的一手，但是“杀降”是常见的。《水浒传》作者也许有感于此，把宋江招安后的结局写成悲剧性的，其所批判的不仅是招安，也包含了对于“忠”观念的怀疑。
总之，招安是个复杂的历史现象，《水浒传》中所写的招安折射出的历史现象更为复杂，对此，是很难用肯定或否定来判断的。宋代以后官方文件中基本上已经不用“招安”这个词了，但在“水浒”一类作品的影响下，“招安”与《水浒传》中其他反映游民思想意识和性格情绪的话语构成一个系统，并被频繁地使用着。《水浒传》中“招安”故事对民间武装抗争的影响也不完全是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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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耐雪堂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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