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万物生长靠太阳”与原始崇拜

　　二、图腾和“大救星”的意义及文化功能

 

　　从上节所述中外诸多实例，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到太阳崇拜在世界原始文化中的普遍存在。在此基础上，读者可能随即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原始时代以及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为什么要对太阳等崇拜物和图腾抱以无比虔诚的信仰，并不惜巨大的牺牲而对之加以神化呢？

 

　　作为曾经长期、广泛地支配整个世界的一种文化体系，图腾制度的功能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也是与文革关系最为密切的，则主要有三个方面：1. 对内凝聚、统一本氏族成员间的情感和建构血亲组织，对外抗御异族文化并与异族社会组织相严格区别；这实际上就是建立图腾文化的载体和社会组织的形态；2. 通过对图腾和大救星的信仰，使处于贫弱危难中的氏族先民维持其生存延续的基本推动力，并且有能力从这低狭悲苦的物质生活水准中升华出相对辉煌的文化制度和文化象征；3. 凭藉对图腾和神物的信仰感知周围的一切，从而建立起对宇宙的完整认识并在这千袭万重的纷繁世界中确立每个人的位置。

 

　　宗教学研究指出：“恐怖创造了最初的神”〔28〕，“宗教基本上是以恐惧为基础的。……恐惧是整个问题的基础。”〔29〕这一原理对于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原始先民的知识和生产水平极为低下，他们完全生活在无穷无尽的危险和灾难的包围之中，所以对于这苦难的恐惧成了他们思维的基础。而太阳等神明的光辉，则是唯一能够为他们或多或少驱走黑暗和点燃希冀之火的力量，即如费尔巴哈所说：如果太阳老是待在天上不动，它就不会在人心中燃起宗教热情的火焰。只有当太阳从人眼中消失，把黑夜的恐怖加到人的头上，然后又再度在天上出现，人这才向它跪下，对于它出乎意料的归来感到喜悦，为这喜悦所征服。所以佛罗里达的古代阿巴拉支人当太阳出山落山的时候，唱着颂歌向太阳致敬，同时 祈请它准时回来，使他们能够享受它的光明。

 

　　可见，造神以及对神的崇拜，是原始文化时代把人们从无边黑暗中解救出来的唯一途径。而造神的方式则是把人类自身的一切价值和活性萃集起来、奉献给神明，而只有通过这种聚集和仰视的方式，不具备自觉意识的原始先民才可能使希望之光不致于淹灭在周围无边的黑暗之中。所以，文革中流行的“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等等誓言，决不是虚假的文字游戏，而是真实而具体地重申了上述具有久远的历史的造神方式之基本内容。受害者对文革之造神运动的反思是：“崇拜是把自己掏空了，交给人家。如果人家拿过去随手一扔，或在人家手里丢失了，你呢？你就光剩下一个空壳，……你便永远像个空纸盒那样被遗落在世上，无法挽回：被崇拜者搞垮崇拜者，是一种心灵屠杀。”〔31〕千百年后人们还不得不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以全力延续那样古老的造神方式，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这种造神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生存和 文明延续的最基本方式。

 

　　原始文化对神和图腾的依赖是须臾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对于原始人，“万物生长靠太阳”并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最为真实具体的生活内容：从创世神话到工具、生物等的发明神话，从生产、生活、生殖、语言文字直到每个人和整个氏族，都无一不是神明和图腾的恩赐，关于这种生活状态的描述，我们在今天任何一本人类学和上古史的著作中都可以随处见到。这种对神明、图腾和他们在现世之代表（酋长、巫师等）的崇拜，实际上是原始文化维持和强化其社会推动力唯一可能的手段。也就是说：一切为原始人类所迫切需要的生存条件和生存技能，只有通过神化的方式，才能够得到强化的和发展。例如由于火的珍贵和必需，“非洲黑勒罗人把祖先崇拜和圣火崇拜联系起来，……火的生命和部落的生命是一致的。假如外来的首领获得圣火，即成为黑勒罗人的主人和保护者”〔32〕；再如在苏丹西部，铁匠“像祭司一样受国王和首领的保护”〔33〕。又如我国广西瑶族“认为某人在狩猎中百发百中，或者种植的谷物连年丰收，是神的意志所致，这些人自然为神所喜爱，可以担任巫师。”〔34〕可见：在生产和社会不可能如现代社会那样得到理性动力的状态中，造神和图腾崇拜就是维护其社会活性和内在的凝聚力所必需的。反过来说，崇拜者“把自己掏空了”交给神明和图腾，其结果就是除了神以外的一切人都更加处于卑微无助的境地，从而极大地强化全社会对神的依赖，以致于把前引费尔巴哈所说“（由于神）我才成为某种东西，……我由于它而活着，由于它而存在”，变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公共意识。世界范围的原始崇拜中几乎都有这方面的典型现象，比如创世神话和救世神话所一致强调的在神明拯救之前，人们灾难的无比深重和万劫不覆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欧神话中说：那一天，地狱中的恶狼逃了出来，曾经吞食了日月，地上成了一片焦黑。无数年之后，苏尔（日神）的女儿继母志驱日车行天空，于是地上才渐有生意。可见，只是因为有了“大救星”，宇宙才有幸免于沉沦在永世的黑暗之中，中国神话中的“女娲补天”、“后羿射日”之类，表现的也是同样意旨。可见，每一代神君圣王临世的目的毫无例外都在于救民于水火。

 

　　而仰赖大救星才得以生存，也是原始神话中“颛民”们万世不移的传统。这种“把自己掏空了”以奉戴神明的造神模式当然还有更典型的例子，例如韩非所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35〕构巢、取火等等本来都是先民最基本的发明和技能，但是在原始文化中，这些不仅一定要通过创世神话、发明神话等形式完全奉献给“大救星”，而且尤其要反过来成为大救星“王天下”的统治合法性之基本资源。联系上文所举非洲黑勒罗人奉掌握圣火者为统治者等例子，可知在原始文化中这是普遍的准则。甚至到了很久以后的明代，人们仍然习惯地认为：“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36〕一般来说，原始崇拜中的“大救星”总是首先通过许多非常具体的途径解民于 倒悬、赐福人类，例如上文提到的为民除尽诸恶兽、圣人为民发明火“以化腥臊”。又比如为民医治病痛往往是救世神（以及他在人间的代理者）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在原始社会，巫与医是一回事，中世纪的欧洲人普遍相信国王具有为民治病的神力，他的抚摸即可使病人痊愈〔37〕，甚至与圣王有关的一切物品，都具有驱赶邪魔、为人治病的神效〔38〕。所以直到7世纪，人们仍狂热地汇聚到国王身边以祈求这种恩赐，“据说查理二世在1660－1664和1667－1683年这20年间治愈的病人共达9万以上，……当时有人声称查理二世摸治了‘将近半个民族’。〔39〕中国民间这种信仰亦极普遍，例如南宋时钟相自立为楚王，“自号大圣，言有神灵与天通，能救人疾患。”〔40〕这种原始宗教的余绪一直延续到文革，例如：在大寨，……有人甚至断言：“毛泽东思想是灵药，谁吃谁见效。”大寨有位社会员患了疾病，他靠背诵“老三篇”（按：文革中把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救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称为“老三篇”）终于战胜了病魔，事后有人请他谈体会，他说：我这个人没文化，就能说两句话：“千服药万服药救不了我的命，毛主席的宝书治好了我的病。”〔41〕又如一首当时流行的歌曲中所唱：啊！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开了花，万年的枯藤发了芽发了芽。如今咱聋哑人说呀说了话，感谢毛主席恩情大恩情大。〔42〕而在红卫兵创作的赞美诗在强调了“毛主席呵毛主席，您就是太阳的化身”之后，也同样要最后归结在“毛主席的恩情呵千秋万代唱不尽。”〔43〕诸如此类的内容都说明：文革之“红太阳”崇拜的文化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从原始崇拜中承续下来的。

 

在通过具体的赐福操作以济助苦难中的众多子民基础上，“大救星”更伟大的意义在于：他是唯一能够在整体上拯救人类的力量。乌斯纳的《神明论》中说：对光的崇拜编织成整个人类的存在。它的基本特征对所有印欧语系民族的成员来说是共同的。……要处在阳光下，这就意味着要活着：“看见了光”，意味着诞生，“离开光”意味着死亡。……早在荷马史诗时代，光就代表拯救。……这种直觉被直接转化成真理和正义的至高无上的概念。〔44〕这段话概括的，是“太阳崇拜”中三个相互关联的文化内涵：1. 它是整个人类，而不仅是个别民族立身基础；2. 它是人类生存的每一环节、而不仅是某些环节存在的基础；3. 因此，对之的崇拜是绝对的和至高无上的真理。

 

　　在中国的原始崇拜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大救星”的这种普遍而至上的神性。例如北方民族信奉的萨满教“突出了对天的崇拜，使天的神格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45〕而萨满教中的护法神就叫作“下凡天”。萨满教的祭歌是这样歌颂和祈求这位神明的：

 

蓝色的天啊，顺着天边下来吧，拽着神树的枝叶啊，快来解除灾患啊哈嗒嗬！ 　　

 

蓝色的天啊，顺着天边下来吧，主持天边公道吧，为百姓救苦救难啊哈嗬！〔46〕

 

　　可见在原始崇拜中，为百姓解除灾患以及在更广泛更普遍的意义上“主持天的公道”，这是图腾和救世神的初级和高级两项责任和特权。所以一直到《东方红》中对“大救星”的歌颂，也依然是强调了“他为人民谋幸福”和“照到哪里哪里亮”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在原始文化中，人们只能通过崇拜“大救星”而为自己在无边的黑暗中寻找出路，所以直到中古时期，北方突厥氏族部落首领的名号仍然是“启民可汗”〔47〕茫茫宇宙之中，只有他才能给子民开启唯一的生路。而这种思维方式在文革中被原封不动地承袭了下来，所以当时的人们恰恰是把这种崇拜视为指引自己摆脱蒙昧的“红太阳”。较之原始崇拜更壮丽的，只是人们将其神光膨胀到了新的极限：自从我游过了无知的河流／登上了理性的彼岸／我才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的伟大是辽阔的大陆一般／……我看见，毛泽东思想的太阳灯／已经把光明送到了地球边缘 ／……不，这些又算什么／毛主席胸中更有伟大的雄图十万／……还要让风云雷电听候调遣／削平“世界屋脊”／造就一个新的华北大平原／填满那巨大的太平洋／让海水只占地球的十分之三／然后，我们将高举马列主义的太阳／驱散笼罩宇宙亿 万年的严寒……〔48〕将文革时的这类创世神话、“红太阳”神话与前引女娲、上帝、“下凡天”等原始创世、救世神话略加比较，即可看出二者的逻辑前提、思维方式都是完全一样的。

 

　　“把自己掏空”既然是原始崇拜的基本方法，那么使“红太阳”、“大救星”神光日着的造神过程，当然也就必然是崇拜者日益萎缩的退化过程。文学理论家刘再复先生曾记述这种全民族的蜕变：当时红卫兵小将们称毛泽东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因为年青，这种说法尚有尊老的天真味。而七八十岁的老同志老先生说话，也口口声声称“毛主席他老人家”，其味道就不相同，后来，又听到小将们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也还动听，有些甜味，而听到七八十岁的老同志老先生唱，就觉得别扭，……（又）读了很多颂体诗歌、颂体散文，说和领袖握手而激动得像孩子一样地哭起来，特别是读了七十岁的老作家还称赞比自己年轻的“华（国锋）主席”的面孔为“慈祥的面孔”总是浑身不舒服。本世纪下半世纪（中国）大陆这种故作小儿态的撒娇性的诗文实在太多，……好些老诗人老作家好像是“长不大的小老头”。

 

　　其实，在图腾和祖先神以及代表神意的祭司、酋长面前，子民们必须永远处于无知无识的幼弱状态，这本是上古原始崇拜的基本准则。所以一直到周代，人们在禀承神意时仍然循此传统而诚惶诚恐地说：“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呜呼，天明畏。”〔50〕上古史研究者根据古籍和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大量材料证明：这里的“小子”并不是专指青少年，而是所有崇拜者在神面前的自称〔51〕。这项基本准则至少可以让人想起前后两个著名的例子：前者是中国古代最显赫的政治家周公在其晚年向祖先神祈祷时，仍自称“予小子”〔52〕；后者是三千年后的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中反复重申：“我们……有错误就改，跟紧毛主席，跟得不紧，再犯错误，再改，再紧跟，就这样，……我是一个老党员，时时刻刻跟毛主席也有时跟不上”〔54〕，可见原始崇拜的上述准则并不因相隔年代久远就失去其效力。也许，费尔巴哈对原始崇拜之特点的论述能够更清楚地解释诸如此类的现象：宗教是人的幼稚的本质。或者可以这样说：在宗教中，人是一个小孩。小孩子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我活动，来实现他们的愿望；他们是向那些他们所依赖的人、他们的父母去祈求，为的是从父母手里得到他们所愿望的东西。宗教起源于人类的幼年时代，也只在这个时代中才有其真正的地位和意义。〔55〕可见，宣场创世者的神圣力量能够庇护幼弱无知的人类；或者反过来说：无数幼弱无知的子民必须与生俱来地仰赖这种神圣力量的庇护，这是原始崇拜以来众多宗教自我神化的基本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