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百家讲坛官方网站>> 学者关注>>正文内容
所谓“万物生长靠太阳”与原始崇拜 >> 阅读

所谓“万物生长靠太阳”与原始崇拜

作者:王 毅 来源:中评网 发布时间:2011年03月29日 点击数: ( 字体: )

三、“早请示”、“晚汇报”与降神、礼神仪式
 
  我们在上节中指出了图腾和大救星的三大文化功能。显然,它们之中的任何一项对于氏族社会和原始文化来说,都具有无比崇高和生命攸关的意义。所以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在原始文化时代,人们需要通过什么具体方式以表现他们对图腾和大救星的崇拜?这些崇拜方式又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我们说,这种崇拜形成至少要具备两方面的社会功能:1. 必须使崇拜者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向神明奉上自己的“无限崇拜、无限信仰,”同时又能使他们最大限度地感受到神明的崇高和无所不在;2. 必须最大限度地防止和惩罚任何对神明的损害。因为对于原始人来说,这些要求的意义重大,所以它们也就相应地形成了原始文化中两项最具根本性和普遍性的文化制度:一是献祭、祈祷等降神、礼神议式,二是禁忌制度。为了使眉目更清楚和行文的方便,我们在本节和下节对这两项基本制度分别加以叙述,但读者 需要注意的是:不论是其宗教原理还是其具体表现,也不论是在原始文化时代还是在后来文革时代,这两项制度都是有关最密切的联系。
 
  “早请示、晚汇报”是文革之造神运动的典型产物,其方式拙扑粗陋,虽然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从宗教仪礼的进化程度来看,且不说与基督教等世界其它宗教相比,即使与《周礼》、《仪礼》等所记中国两三千年前的国家宗教形式相比,它也仍然停留在极为低级的原始阶段,这是中国民间宗教始终保持其原始内核的又一具体例证。同时也说明,文革在诸如此类的许多方面与原始文化相去不远。而这样简单粗陋的文化形式竟然在现代,长时间成为亿万人生活中的首要内容,这本身就是一个最不简单、最值得深思的问题。
 
  “早请示、晚汇报”是从文革初期开始,一直接续到1971年林彪死亡的“ 9·13”事件这期间,几乎每一个中国的成年和青少年每天必要集体参加或独自实行的一种礼仪。“早请示”的方式是:每天早晨所有人在毛泽东画像前列队肃立,再大声念诵:“敬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同时将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灵》举过头顶,随着“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的颂祝声有节奏地挥动。然后高唱《东方红》,念诵毛泽东的某些语录。“晚汇报”的方式与“早请示”大致相同,只是将唱《东方红》改为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其歌词本章开头曾引用)。
 
  那些年间流行的类似仪式还有“天天读”(即每天恭诵毛泽东的语录或文章)、“语录操”、“忠字舞”等等。总之,包括崇拜者敬慎的态度、虔诚的祝颂、起辅助作用的乐舞等宗教礼神神式的基本内容,都借“早请示”等形式得到了空前的普及。
 
  礼神崇拜的仪式是宗教教义和宗教组织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宗教三大基本要素之一,它在宗教中的作用是最为明显的。古人说:“祭者,际也,人神相接,故曰际也。祀者,似也,谓祀者似将见行人也。”〔82〕这就是说:祭祀是将人与神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它能够使人产生当面谒见神明的感觉,唤起人们宗教热情的最直接方式。
 
  礼神仪式的上述作用还因多数情况下众多信仰者的共同参与而更为强烈。宗教心理学指出:崇拜可以在独处的环境里发生,但它往往在公众崇拜仪式中变得制度化了。……一个牧师给崇拜下的定义是:庄严环境下的一种社会性仪式,在其中人们把参与时刻的体验作为广泛价值过程来赞美。崇拜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有:(1)共有神秘物,(2)共同的价值观或罪感,(3)愿意把根本上是人类感受的东西转变为象征和仪式。这样意义上的崇拜,决然不会是全然个人的事情。〔83〕这种公众崇拜的例子如有萨满教的膜拜礼仪上,由萨满唱请天神“主持天的公道”,“为百姓救苦救难”的祭歌,“每当萨满唱完一句的时候,通常都由参加祭天的人们众声齐和‘呼咧,呼咧’,表示上天已经飘飞而降,形成一片呼天叫天的神秘气氛。”〔84〕文革中的“早请示”等显然与这种集体膜拜十分相近,而更为典型的例子当然是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一位当年的红卫兵详细写当时的场面和感受:……天安门前拥挤着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真是成千上万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成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狂热场面!成千上万红卫兵汇成的人海,在天安门广场拧出海底谷裂般的漩涡!每个人都像一颗小石子,在巨大的漩涡中打转。……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着魔了!万语千言成一句话,有拍节地喊叫:“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85〕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期望神性的人或事物“万寿无疆”,这本是从“灵魂不死”等原始宗教观念发源的,在巫觋看来, 他们的这种祝颂语言含有能够确实使人“万岁”的法力。
 
  礼神仪式既然是与神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和获得宗教体验的方式,那么对于崇拜者来说,它当然就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古代印度婆罗门教的“无祭祀即无生活可言。”所以它规定“人在一生中的重要关节时期和各种重要活动,莫不要举行祭仪,从而把人的生活行为和思想严格地束缚在婆罗门教的教义规定和行为规范之内。”〔86〕因为其基本信仰的相通,所以这种礼神仪式就与文革时的“早请示”几乎一模一样:每天早晨,婆罗门都以单腿站立……向太阳致敬。面向东方,他广张两臂,好象抱什么东西,并重复下列的祈祷:“光线通过奇迹般升起的庄严火红的太阳,以便照明世界。”“它升起来了,……诸神力量的中心点,它用自己那光辉灿烂的网布满上空、大地和远天,它是所有不动的和动的东西的灵魂。”〔87〕又如为了崇拜红太阳,“北美太平原几乎所有部落都跳一种名叫‘太阳舞’的舞蹈。”〔88〕而“天理教”等我国民间教派中流行每天跪拜太阳,并把这种“天天拜”作为教派的基本仪式〔89〕,“皈一道”则要求信徒每天叩拜太阳、北斗、南斗等“大救星”,每次叩头900余次,所以此教派号称“每日四千个响头”〔90〕。显然,诸如此类频繁举行的礼神仪式不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宗旨上,都与“早请示”、“晚汇报”等十分接近。甚至在更为具体的方面,“早请示”、“晚汇报”、“语录操”、“忠字舞”等等也完全是宗教礼神仪式的重演。
 
  在文革中,与“早请示”等“红太阳”崇拜仪式相伴生的,还有动员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印制毛泽东的画像、著作,制造各种材质的毛泽东像章、绣像之类狂潮。据一位文革文物收集专家的研究:大规模制造像章的历史自一九六六年开始,至一九七一年夏结束,五年时光,据说造出了超过一万种,至少二十亿枚。……单是外型,就有圆的,方的,椭圆的,长方的,五角的,六角的,七八九十角的,和说不上算什么形状的。而形象更五花八门,头像、半身像、全身像、侧面、半侧面、正面、青年、中年、老年、讲话、读书、阅兵……再配上松、竹、梅,日、月、星、红旗、天安门、延安城……还搭上少至二字、多至上百字的政治口号和语录,真是变幻无穷。〔91〕所有这些当然也是古令中外宗教史上偶像崇拜和经典崇拜中最极端的例子。
 
  如同我们在上节介绍图腾崇拜的文化功能时指出的一样,文革的上述对“红太阳”的崇拜礼仪、偶像崇拜、竭力祝颂等等,也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情感表达方式,而是承担着建立统一的文化制度、语言模式、思维定势等等更根本、更广泛的社会功能。这是因为,礼神仪式是人神关系和崇拜方式的高度凝聚,同时它又反过来给人们的日常行为以普遍的规范和指引。早如两千年前的《礼记》就曾明确指出,祭祀过程中对神的崇拜方式具有极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孝以事亲,顺以听命,措诸天下,无所不行。〔92〕礼有五径,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于心也。……庙中者,竟(境)内之象也。……夫祭之为物大矣,其兴物备矣。……端其义,而教生焉。……故曰:祭者,教之本也!〔93〕而这种把礼神仪式中“顺以听命”、“自中出于心”的崇拜方式推广之、教之,并作为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一切行为规范的本源,则是后来人们在文革中最熟悉不过的事情。举例来说,当时人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敬祝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万寿无疆!”而这话包含的至高无上的准则是:全社会中任何行为或话语如果不能汇入“红太阳”崇拜,那么它们就不仅立即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必须被作为全民公敌彻底铲除。也正因为真实地反映了这种社会文化准则,所以诸如“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挥手我前进”〔94〕,“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等等誓言,才能成为当时亿万人的座右铭。
 
  四、图腾和“红太阳”等神圣事物的禁忌性及其在文革中的普遍存在方式
 
  我们在上节开头时指出:在原始文化中,对图腾的无限崇拜与对图腾极为严格的禁忌,是两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根本制度。如果今人对这种联系在上古时代重要性之表现感到遥远的话,我们仍然可以从尽人皆知的文革时的例子入手:毛主席啊,……我们对您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崇拜。最伟大的毛主席啊,亿万双眼睛望着您,亿万颗红心献给您。……谁反对您,就是挖我们的心,要我们的命。为了捍卫您,上刀山,下火海,抛头颅,洒热血,我们心甘情愿。〔95〕“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誓死保卫您的革命路线,……谁敢反对您,我们就打倒谁!谁敢诋毁您的光辉思想,我们就造他的反!谁敢动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根毫毛,我们就砸它个稀巴烂。为了保卫您,我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96〕这些效忠宣誓中所说用尽一切语言、方式、时间、空间以崇拜“红太阳”,本是我们在上节中介绍过的内容。而现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无限崇拜”始终是与对任何危害“红太阳”的可能之极度警惕与极度仇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即上文所说“谁反对您,就是挖我们的心,要我们的命”,我们“就砸它个稀巴烂”云云。对文革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类似的极度警惕与仇恨在文革中是与“红太阳”崇拜形影相依的伴生现象,例如几乎任何文艺作品都可能被视为 射向“红太阳”的毒箭:
 
  敬爱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而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却白日作梦,妄想摘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要大吼一声:住手!一万个不行!我们要说: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对革命!〔97〕
 
  此类例子在文革中不计其数,值得深思的是:1. 这种与“红太阳”崇拜相伴生的、对任何可能危害“红太阳”的事物之极度警惕与刻骨仇恨是从何处发源的?2. 其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特点、原则是什么?了解了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立刻明白图腾制度中的禁忌原则在文革中的普遍意义。下面依次来看。
 
  文革时,亿万人曾经神经质地想象和搜觅任何可能危及“红太阳”光辉的敌害,并且用尽一切最凶残的手段对之加以惩罚。人们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卫东”、“卫红”,把自己的组织命名为“红卫兵”,以标志整个民族生命的全部意义即在于“誓死捍卫红太阳”,红卫兵们甚至有着这样的誓言:“我是一发穿甲弹,时刻在炮膛里执勤!”〔98〕这一切对于生活在理性社会中的人来说,可能是难于理解的;但是,如果站的原始文化和图腾制度的思路上,这种局面却是理所当然和毫不足怪的。
 
  我们已经指出,由于图腾和“红太阳”、“大救星”对于氏族的生息繁衍、宇宙间的万灵万物仍至宇宙结构本身,都具有须臾不可或缺和至高无上的意义,所以在原始文化和图腾制度中,人们一切所作所为的最终目的,都在于弘扬和维系图腾和“红太阳”至上的神性。其主要方式之一,即是通过祈祷、祝颂、偶像崇拜、灵物经典崇拜等形式而使神明成为“永远不落的红太阳。”然由于图腾对于原始人的无比重要性,所以对它仅用这样一种积极的方式加以崇拜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保证其神性“永远不落”,人们还必须用最严格的防御方法以使免受任何可能的损害,这套方法就是原始文化中另一项重要制度禁忌。
 
  在人类学中,“禁忌”又被称为“塔布”,它是taboo或tabu的音译。塔布源于中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上着人的一种典型的原始信仰。即:许多事物,特别是酋长、巫师、祭司、祭祀地、圣物等神性的人或物之中,有一种叫作“玛纳”的神秘力量。土著人崇拜“玛纳”,同时认为凡是具有玛纳的人或物都是危险和不可接触的,这种危险和不可接触性就被称为“塔布”。他们“对于具有玛纳的塔布,规定有严格的禁令和戒律,人们不得随意接触,否则必将受到超自然的灾难性的征罚。轻者危及个人,重则祸延氏族。”〔99〕可见在原始文化中,神的崇高性与其禁忌性是密切相连的。


分享按钮分享到凤凰微博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转到
收藏打印文章查看评论

相关内容

本周排行榜

最新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