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万物生长靠太阳”与原始崇拜

　　原始崇拜中这种祈母式的宗教情绪，同样涌现在现代生活中，比如在1956 年，在一位著名诗人的颂圣诗歌中，就充斥着诸如此类的句子：……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天安门／……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延河还要在前头／身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56〕每个子民必须随时仰赖圣人慈母般哺育的恩德，他们甚至就是有幸吃到奶水的“羊羔羔”这种必须以无限的雌伏和幻弱可怜而体现出“大救星”浩荡天恩的文化模式，其来源当然非常原始。甚至在1997年，已经八十三岁的作者还无限自恋地追述着这些诗句的产生原因：

 

（访问者问）：你那种不平常的观察和感受。比如“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这样朴实而生动的句子，是怎样产生的呢？

 

（诗作者答）：这是生活给我的启示。我认为世界上最美的东西就是孩子在吃奶时眼望着母亲，那种母子交流的眼神。在延安时我常去放羊的地方，静静观察羊羔吃奶时的表情，那种人类是极其相似的。我是吸吮着延安母亲的奶水成长起来的，因此，当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时，便自然地有这种联想。〔57〕

 

　　可见，回复到幼弱动物们最原初的生存本能，乃是这种崇拜方式的核心文化基因和文化取向。而这种取向在后来文革的“红太阳”崇拜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所以当时人人必须每天多次唱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类似的例子比如在红卫兵创作的《红太阳颂》中，作者署名为“北京向日葵”，并写道：“呵，北京！世界的延安呵，太阳的故乡！我手抚天安门红墙，像孩子呀依偎着亲娘。”〔58〕又如歌曲中记述红卫兵受到毛泽东接见之后的感受：“红彤彤的太阳从东方升起，金色的阳光普照大地。为什么太阳这样暖，为什么幸福热泪流不息。因为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啊哈嗬，啊哈嗬，敬爱的毛主席，不落的红太阳……”〔59〕类似倾诉在文革中不计其数，它们也正是 以这种最强烈、最广泛的形式表明：亿万子民对“红太阳”仰赖的无所不在及其向原始宗教中祈母情结的返祖。

 

　　下面我们再来看与上述内容密切相关的原始崇拜的另一项重要功能，即图腾和神物崇拜曾是人们感知大千世界的唯一或者最重要的渠道，凭借这种崇拜，原始时代的人们才能建立对宇宙的完整认识，并建立起完整的社会组织。

 

　　从表面上看，原始崇拜似乎仅仅是一种崇拜者个人单纯的心理活动，而不承担无数更具体现实的更广泛的社会运行职能，然而这种观感多半是生活在具有完备的现代认识、信息系统和社会组织之中的今人之错觉。实际上，对于原始人来说，在丝毫不具备上述理性化资源的情况下，他们对世界、对社会任何宏观的认识和对文化体系的构建，都只能凭借原始崇拜这当时人类唯一具有根本性的思维基础。也就是说：“对原始人的思维来说，神话既是社会集体与它现在和过去的自身和与它周围存在的特集体的结为一体的表现，同时又是保持和唤醒这种一体感的手段。”〔60〕如果今天的人们对此种原始状态不太容易想象的话，那么我们只要回忆一下：在文革把人类几千年积累的一切文明成果强行剥夺殆尽的“返祖”状态之中（即所谓“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人们的思维系统、语言系统、宇宙模式、生活模式、艺术模式、社会组织（例如常规社会组织破坏之后取而代之的大串联，红卫兵联络站、毛泽东思想宣传站，解放军、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等等一切一切环节，不是只有从“万物生长靠太阳”这种具有高度“一体感”的文化核心之中才能获得唯一的动力吗？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在中国上古神话中，包涵万物的宇宙模式最初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大荒之中，有山名日月山、天枢也，……日月所入。……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以行日月星辰 之行次。〔61〕

 

　　在中国历史中，这是一个经典性的故事，几乎一切研究上古史、神话史的著作对于它的内容都予以高度的重视。而我们对关于这个故事的两段传说一起引用，乃是因为它们说明了原始崇拜之“宇宙秩序论”的两项基本原则：1. 天尊地卑的统属关系和整个宇庙万物的布置次序，都是以日月山之数“天枢”为核心而建立的；2. 图腾以子民的统辖庇护与子民对图腾的无限崇拜，乃是天地万物生息运迈的基础；这个前提一旦丧失，整个宇宙秩序就随即陷入混乱，而使这个前提重新确立，则必然可以救一切生民于水火。

 

　　以图腾或祖先神、创世神为核心而建立宇宙秩序以及其中万事万物间的组合关系，这实际上是原始先民以氏族社会为模式而对宇宙的想象。摩尔根曾引用格罗特的话说：“氏族观念包含着一个信念，即相信有一位共同的始祖，这位始祖或是神，或是英雄，……氏族成员却把它视为神圣深信不疑；并且以此作为他们之间相互结合的一条重要纽带。……所有的氏族在制度和想象中的基础方面是相同的。”〔62〕可见在第一个层面，图腾是建立氏族内部关系、维系其统一的核心。然而宇宙万物毕竟是一个比氏族本身更广大得多的神秘对象，那么其间的次序和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它们要以什么为核心呢？对此，印度《吠陀》诗歌中关于太阳的神话是这样叙述的：起初，太阳在祈祷中一再被称为生命的给予者，后来又被称作万物（运动和静止的）的呼吸和生命，最后，太阳成为万物的创造者。一是指毗首羯磨，通过他，世界上的一切聚到一起，二是指生主，即人和一切生物的主。有位诗人说到：“沙维德利用绳索把世界缚紧”，……另一位诗人宣称：“天是太阳支撑起来的”〔63〕。又比如在墨西哥南部的查穆拉人的原始崇拜中，在查穆拉人的思维和象征中一个根本的和不可替代的象征，是太阳，或称“我们的父亲”。从观念上说，太阳包含了直线的循环的和世代的绝大多数时间单位，同时也决定着空间的界限，决定着宇宙水平和垂直两方面的再划分。绝大多数的神灵和所有的人类，都和“太阳—创造者”有血缘的或精神的联系。……白天和黑夜，一年一度的农业周期和宗教周期、季节的交替、日期的划分、大多数植物和动物，天上的星星，全都是这位创造者以其自身的生命力创造的。〔64〕由此可见：在世界各民族的原始崇拜之中，“万物生长靠太阳”所强调的都不仅是太阳或图腾对万事万物的逐一创造和赐生，而且更是对涵盖万物的逐一创造和赐生，而且更是对涵盖万物的宇宙体系之结构、秩序的建立与维系。所以宗教社会学研究指出：与现代文明使社会秩序不断趋于世俗化恰恰相反，“最初的一切秩序化都具有神圣的持征。……首先只有借助于圣者，人才可能设想一个宇宙。”〔65〕中国神话对原始崇拜的这一基本原则变有详细的阐扬：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介谷蔬，……故祀以为稷。……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能序三辰以固民。能单均刑法以仪民。〔66〕与前文介绍的子民对救苦救难、赐福施恩之神明的直接仰赖相比，图腾和昊天上帝的这种对宇宙秩序的安排、以及在此背景和基础上对现世秩序的规范（“固民”、“仪民”），显然具有更高的 文化制度意义和更为完整的文化体系意义。反过来说，子民在日常生活每一环节对神明的仰赖（“百谷百疏”、“百物”等等）不仅是一种局部和暂时的受恩，而且统统不过是图腾和昊天上帝对整个宇宙（无所不包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遍覆备载的有机部分而已，所以这每一次对神明的感恩戴德不仅更加成为必然，而且无数次的这种感戴不仅更加成为必然，而且无数次的这种感戴也势将上升为一种完整的宇宙模式、思维模式和图腾文化制度。在世界一些原始宗教中，图腾的这种对整个宇宙的统驭和维系是以非常形象的方式表述的，例如：“婆罗门教义认为，世界起源于一个无限大的蜘蛛，他织成从它肠内出来的这一整个复杂的庞然大块。”〔67〕在中国的原始文化中，上述宇宙模式和对宇宙覆备载的涵盖也同样是基本的原则，例如匈奴酋长的名字“单于”的意思，就是像无边的天空一样遍覆备载〔68〕。原始图腾文化这种体系性的内在逻辑，经秦汉大一统文化制度建立后人们的整理发展而变得更为清晰，例如汉人祭天颂辞就特别强调只有在皇天统一的庇护下，尘世的万灵万物才能得到生命和存在价值：“皇皇上天，照临下土；……庶物群生，各得其所。”〔69〕又如汉代人对上引《国语》、《墨子》中诸天帝创世神话的 解释，就特别强调这种创世是“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顺从”：“四海之内，舟舆所至，莫不说（悦）夷”：“四海之内，舟车所至，莫不宾服”〔70〕；总之，它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宇宙制度和文化制度。需要提及的是，尽管儒学体系中一方面存在着“不语怪力乱神”〔71〕的非宗教化倾向，而另一方面却又总是要对包括原始崇拜在内的各种宗教加以继承和利用，这种复杂的情况要到笔者以后的论着中才能详细讨论，但现在至少可以指出：上引《国语》中关于图腾和天帝创立世界、种植百谷、平九土、命百物、序三辰的神话，被儒家经典原封不动地传抄了下来〔72〕。成为后来中国几千年间正统意识形态中的组成部分。这种情况与文革中一方面竭力“破四旧”、“破除迷信”、“反潮流”，而另一方面又狂热地崇奉“万物生长靠太阳”十分相似。

 

　　文革中，以“万物生长靠太阳”为核心而建立整个宇宙中完整的文化体系、文化制度和神话般的世界秩序，这曾经是亿万中国人最熟悉、最热衷的事业，对之的描述汗牛充栋，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两例：……世界人民终于找到了最伟大的救星，惊涛骇浪里灿烂的塔灯！三十亿人憧憬着北京，火红的太阳城。世界革命大军，集结在毛泽东的红旗下，必胜的斗争，就从这里启程！呵，此刻，黑人战士，苏联水兵……在谛听，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激动得泪花莹莹；湄公河畔的姐妹采撷芳香的黄花，千百次欢呼万岁毛泽东！迎接红太阳巍巍东升……〔73〕文革时的报纸上常出现整版的“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或“世界人民支持文化大革命”，图文并茂，具体生动，无数感人的例子曾经使人热血沸腾。如某国劳动人民如何冒着生命危险珍藏着宝像宝书，坚持早请示和天天读；苏联的老工人、老党员如何努力学 习毛选，怒斥苏修叛徒集团的罪行。我记得还报导过这样一件事：在非洲某海港，一位黑人码头工人向我们海员要毛主席像章。海员见他光着上身，不无犹豫，不知他将如何佩戴宝像。但这位工人获得像章后，毫不犹豫地将它别在胸前的肌肉上，并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现在看来，这类报导的真实性是可想而知的，但当时却曾使六亿人民倍受鼓舞。〔74〕与描写围绕日月山、天枢“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的原始神话一样，诸如此类不计其数的“文革神话”也具有非常具体、现实的文化功能：既然“万物生长靠太阳”是唯一具有终极价值的世界组织形态，那么这种形态的核心和发源地（文革时流行的说法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以及诸如文革等维系和弘扬这一核心的文化制度，也就具有了无比神圣的地位，并理所当然地成为“倍受鼓舞”的八亿人民唯一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说：神话有建立习俗，控制行为准则，与赋与一种制度以尊严及重要性的规范力量。

 

　　神话在原始社会中施行一种不可或缺的作用；神话表现信仰，加强信仰，并使信仰为章典；……它保证仪式的效用并指导人类的实际规则。〔75〕很显然，文革之所以能够成为对整个民族具有无比强大规范力量的“章典”，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按照原始文化的上述规律依靠“万物生长靠太阳”的神话和信仰才实现的。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原始崇拜是上古时代的文化形态，“而文革”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产物，两者的时间上的间隔极大。所以其间的中间环节之意义即十分重要。这个作为渡桥的中间环节，就是中国古代文化中几千年始终延续不断的神化王权的传统。通过这种承传，原始时代的图腾和红太阳崇拜不仅没有因为年代的久远而归于湮灭，而且反而得以不断光大，例如人们不仅称颂君王光辉如日月，而且认为他开创了整个宇宙：高祖太宗，始造区夏，辟乾坤以覆载，揭日月以照临（按：“揭”为高举）。盛德耿光，格于上下。〔76〕这俨然就是一千年前的《东方红》了。

 

而稍微熟悉中国的人都知道：这类颂歌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不计其数，所以称颂帝王像太阳一样光明并具有天地一样广大的恩德很早就成了一种成语，例如唐代常见的说法：“帝王大如天地，信如四时”〔77〕：“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怀天地之量。”〔78〕后来的例子如朱元璋的谥号“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79〕，也是全力突出他开辟天地、确立宇宙法则的无比神圣伟大。而广大臣民们则更习惯于神君主如天地一样泽惠“万物”，比如明代通俗小说中对朱元璋的歌颂：“圣主如天万物春。”〔80〕上述的文化传统（从其信仰方式到语言模式）对于文革的造神运动，当然有着直接和显着的影响，比如文革时江苏农 妇顾阿桃以无限崇敬毛泽东、每日每时以毛泽东的“教导”作为自己行为的座右铭，她因此而被尊崇为全国人民的楷模并被送到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接见；而当她见到毛泽东时，“心里念了四个字‘皇帝来哉’”，并激动紧张得打翻了面前的茶杯。〔81〕在以后的论着中笔者还将更详细地说明：这类以神话帝王的方式而崇拜“红太阳”，依然是整个原始文化体系在后世遗传演变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所以甚至连“海深河深，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放之四海而皆准”等等文革流行语汇，都是从神化王权的传统中直接袭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