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万物生长靠太阳”与原始崇拜

　　原始人认为周围的世界随时随处都充满了神秘的、能够致人祸福力量。所以对于他们来，就必须发明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禁忌，以使自己不至于触犯这无所不在的神秘力量并导致灾祸临头。直到原始社会以后很久的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人们在许多方面仍然沿用着古老的禁忌原理，例如忌说某些字眼儿，忌食某些食物，忌某些动作或服饰，忌让妇女和残疾人（古时认为他们不洁）参加祭祀、喜庆等吉礼〔100〕，等等。由此可见在原始社会，禁忌制度之普遍和严格以及人们对违反禁忌之后果的巨大恐惧。所以人类学家指出：“野蛮人的礼文非但严格，简直严格得可怕。”〔101〕在原始文化中，由于酋长、国王、祭司、巫师等是图腾的子孙和代表，所以与他们巨大的神性相伴生的，即是围绕着他们的较之普通人严格得 多的禁忌性。

 

　　因而弗雷泽在详细介绍原始文化中的各种禁忌之前着重指出：“我将特别从那些具有神性的酋长、国王和祭司方面举例，因为这些人比之普通人更受到各种禁忌的屏护”〔102〕。比如凡人不能接触他的身体；不能触摸他的用具；他的头发、指甲不能随意修剪；他不能出现任何哪怕是最细微的衰老迹象、而必须永远神采奕奕（与此类似，在文革中，毛泽东的病情亦是最高度的政治机密），等等等等。

 

　　可见，不惜任何牺牲而从一切方面防止和惩罚对于图腾和酋长可能的损害，这是原始文化最主要的内容之一。

 

　　说明了上述原因，也就可以很方便地知道：既然人们仍然如图腾文化一样认定“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么有关“红太阳”的禁忌就只能是最为严格和不惜任何牺牲的。例如古人反复强调必须对天地、日月保持极大的敬畏而不能有丝毫冒犯，明太祖朱元璋因见唐代韩愈文章中有“日月，不足为明”的句子而专门写了《驳韩愈颂伯夷文》，批判韩愈这种对红太阳光辉的怀疑“是何言哉！”〔103〕西方中世纪的例子，比如教会认为：“亵渎圣物是极大的罪恶。……每个渎亵圣物的人都应该受火刑，……这种罪恶真是大得不可想象。”〔104〕对亵渎“红太阳”神圣尊严者的无情挞伐和剿灭，例如姚文元的批判陶铸檄文：一面说，人们以“东方红，太阳升”“来形容我们伟大事业的朝气勃勃”，“以太阳来歌颂我们的党和领袖”；一面公然借攻击“太阳”的“过失”，指桑骂槐地说：“当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这不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领袖吗？……这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黑话，正好暴露自己是见不得阳光的鬼物。〔105〕把异族的图腾和异教的神明视为与本族图腾为敌、因而必须被彻底铲除的魔鬼，这是原始文化的普遍原则，则姚文元正是恪守着这一根本的禁忌原则而强调人们必须绝对承认太阳没有任何“黑点”，其神圣性永远不会“过分”，否则即是与之为敌的“鬼物”。在文革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简称“三反分子”）几乎即是“牛鬼蛇神”的同义词，这也是因为按照图腾制度的原则，触犯圣物禁忌者即被视为敌族鬼灵的同类。

 

　　图腾既然必须受到全民族最为缜密的保护，那么禁忌原则和氏族习惯法当然就决不会仅仅惩罚上述多少是主动冒犯“红太阳”之神圣性的“鬼物”，而是必须毫 无例外地禁止和严惩任何有意或无意、已经或仅有哪怕最微小的可能、实际或仅被怀疑是对“红太阳”的损害。由此我们可以注意到本节要介绍的第二项内容，即图腾禁忌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特点是什么，以及它在文革中的普遍意义。

 

　　我们说，禁忌是图腾制度中防止图腾之神性受到任何损害的基本方式。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任何损害”，并不是指理性社会中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些有限和确实的致害因素，而是指原始思维所感知和认定的、几乎是无所不在和无穷无尽的致害可能，即如人类学家指出的：对原始人的思维来说，任何事物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原始思维）给任何使它惊奇的事件都凭空添上神秘的原因。由于神秘力量永远被感到无处不有，所以，我们越觉得偶然的事件，在原始人看来则越重要。这里不需要对事件的解释；事件自己解释了自己，它是启示。〔106〕

 

　　由于原始思维认为天地间儿乎任何细微、偶然的事物都与世界的本源之间有着神秘的联系，所以原始人认定致害因素是无所不在和永无止息的；因此他们在防范这些因素时，也就具有不可思议的警惕性、敏悟力和非凡的联想能力。显然，由于图腾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所以当人们以禁忌制度来防止其神性受到损害时，就理所当然要把上述警惕性、敏悟力、联想力发挥到极致。其结果，就是图腾永远处在无所不在和无穷无尽的危害包围之中，而一切社会成员的责任则在于永远和随时“誓死捍卫”图腾的神圣性，从一切最偶然的地方发现危害图腾的因素并给予无情的惩罚。

 

　　在理性思维来看，图腾的禁忌性往往是极端神经质的，所以不仅一切对它直接的触犯（例如误伤了植物图腾或动物图腾）会导致触犯者本人乃至全族的灾难，而且无数在理性思维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举动，在原始思维看来却是图腾最严重的触犯，即如费雷泽在分析酋长们身上的禁忌性时指出的：这种神人既是造福也是降祸的根源。对他不仅要加以保护，同时也要予以防卫。他神圣肌体如此纤巧，稍一触及，便致混乱，好象充电似地具有强大的巫术的或神性的力量，凡与之接触，便会放射出来，造成严重后果。……他的巫术性的特质，就极严格的意义来说，是触染；他的神性是火，在恰当的控制下可以造福无穷，如果掉以轻心，不加局限，便将烧毁与之相遇的一切。因此，对其禁忌稍有违犯便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凡违反者，如同把自己的手插入圣火之中一样，当即枯萎毁灭。〔107〕所以对于原始人来说，领袖既是最神圣伟大的，同时他也是最可怕的，例如北美温哥华岛的夸扣特尔印第安人的赞美歌唱道：“我非常畏惧我们的领袖，啊部落！我们的领袖使我们发抖，因为他是令人畏惧的伟大的力量，他是令人恐怖的伟大的力量，他是恐怖的最伟大的力量。”〔108〕图腾制度中神明的上述“触染”性，在后世仍有许许多多典型的遗制，比如直到明清，圣人圣物本身不仅是绝对不可触犯的，而且其神圣的禁忌力依然与上古时代一样，会随时随地扩散到其周围的广大范围内的无数附属物之中，从而使任何极偶然的触犯者立即遭到灭顶之灾。〔109〕所以这种原始的“触染”性也就很自然地一直延续到文革中的“红太阳”崇拜之中。从正面来说，“红太阳”的神圣性同样可以通过极其偶然短暂的接触面像电一样猛烈释放、广泛传播出去，例如外交部长陈毅表彰的例子：有的外国人一下飞机，就要见毛主席，说五分钟就行，隔五米远见到就行，有的安排上了，见了毛主席，握了手，两天不洗手，用另一只手洗脸……〔110〕同理，从与此相反相成的另一面来说，文革的禁忌制度也必然是充满电一样的“触染”性，必然是极端神经质和“令人畏惧”的，所以它对任何哪怕是极偶然地触犯“红太阳”之神圣性者，亦统统给予毁灭性的打击而决没有宽赦的可能。如以下的事例：

 

那阵子为一句话坐大牢的人多了去了，光我们那儿就大部分的现行反革命罪。我们屋里有个犯人，以前是贫农协会主席，罪名就因为下山到集上买毛席石膏像，那会儿不叫买，叫“请宝像”，不是他这样出身好的还没有资格“请”。那玩艺儿挺沉，山道又不好走，他就用麻绳拴在石膏像的脖子上，前边儿俩，后边俩，就这么背着赶路。没想到还没出来集子就让人给抓住了，好嘛，“现行反革命”，立时就抓起来，家也没让回，进大牢了，五年，您说冤不冤？〔111〕

 

　　还有一个同学也揪出来了，为嘛呢？他写大字报，写完涮笔水啊那么一甩，甩在毛主席像脸上一溜，吓坏了。他赶紧迭巴迭巴，也不敢烧，压在自个褥子底下。过些日子他给忘了。后来学校闹臭虫，挨屋打药时发现，当场就揪出来了。驻军（按注：即文革中由毛泽东发布命令派驻每个学校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真狠呀，往公安局一送，马上进监狱，马上就判，快极了，也是十年。那真的太厉害就是。比白色恐怖还厉害！〔112〕

 

　　如果说诸如此类对“红太阳”禁忌的触犯还有一鳞半爪的实迹，那么更多的惨祸则是因为种种匪夷所思、毫无踪影的“触染”而降临的。例如毛泽东在1927年准备“秋收暴动”时，曾被敌人抓住，后来他躲在水沟侥幸逃身。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元老谢觉哉曾将此经历写成文章，以歌颂毛泽东临敌时的机智。文革前，山东省一位姓李的小学教师又将此故事作为领袖的光辉事迹向他的学生宣讲。万万想不到，这竟然成了他亵渎神圣的罪证和使他家破人亡的原因：（一九）六五年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也是文革的前身了，人们争着要表达对毛主席的忠诚，便回过头来，翻箱倒柜，查找有哪些对毛主席不忠的人和事。……有位教师提出，一次他听李教师讲过，毛主席当年在浏阳被白军追得趴在水沟里藏身，这是赤裸裸诬蔑毛主席。伟大领袖怎么会被敌人追得趴在田间水沟里藏身，故意歪曲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就以“特大现行反革命案”上报县委。马上县公安局来人把他捕走。他不服呀！他说：“我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毛主席胆略过人，机警智谋，我是真心歌颂毛主席呀！再说这故事又不是我瞎编的，是从书上看来的。”公安局叫他说出是哪本收，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没有根据，就是他编的，这是抵赖和顽抗！很快，很简单，判他八年刑，打入监狱。〔113〕

 

　　又比如一位知识分子只因为随手在“宝书”上写了几条注文，就立即成为触犯禁忌、罪该万死的“反革命”：中午，朱学逵自杀。上午开斗争大会，说他是现行反革命，会后即有大字标语要求逮捕他，朱恐甚。……王纬奉命监视，经四楼时朱称如厕。王不备，朱即以身匿挡板后，由窗口跃下，……上月刚刚结婚，现又一斗而死，惨矣！……朱不过是一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只不该对主席著作不敬（在毛选上加了“批注”）〔114〕

 

　　占用更多的篇幅以举例证明“红太阳”禁忌的“可怕”，这可能是多余的，因为几乎任何一个现在35岁以上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都必定曾经亲手实施、亲身遭受或亲自耳闻目睹过千百件这一禁忌的实例。而更值得研究者留意的，还是文革对原始文化特有的神秘的、非理性的感知方式（即如上引弗雷泽介绍的毛利人酋长的禁忌力可以通过气、火、罐、食物等的过渡而与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发生必然的联系，使之成为触染者并因此死亡）的直接继承。比如一位朋友告诉笔者的真实事例：他的一位姻亲在文革中被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判处八年徒刑，原因是他看到餐厅售饭口的上方高悬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标语，而下面很近的地方又县挂着写着所售菜肴的品名和价格的价目板，例如“猪头肉两角钱一盘”等等。他认为这可能造成对“红太阳”的不恭，所以把这想法告诉了餐厅人员，请他们改变菜肴价目板的悬挂地点。没料到他把“红太阳”与“猪头肉”一并提出这种联想方式，即被认定是罪大恶极，他亦因此而立即成为“现行反革命”。显而易见，如果不是因为圣人圣物与几乎任何事物之间都可以通过神秘、异常敏感的“触染”而将其可怕的禁忌力传播出去，那么上述联想也就根本不可能导致违忌者必然的灾难 。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论是原始文化的图腾禁忌还是文革时的“红太阳”禁忌，都确如弗雷泽所说“好象充电似的具有强大的巫术或神性的力量”。而文革时“红太阳”禁忌在整个民族中长期成为至高无上的准则，这也再次有力地证明：把天地间的一切都置于图腾神光之下的原始社会是一种完整的文化体系，一旦后人遵从原始崇拜的原则而重新信奉“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么他们祈乞的结果就决不仅仅是“比天高、比海深”的无限恩庇，而必然是包括可怕的禁忌制度在内的整个原始文化体系的强大规范力。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禁忌在文革中具有的普遍意义决不局限在“誓死捍卫红太阳”本身，相反，按照禁忌的“触染”原理和原始思维神秘的“互渗”原理，凡是附属于“红太阳”的一切一切事物（如神圣的组织、社会形态、只言片语、“亲密战友”、名谓形象、居所用具、样板戏、一直到“红太阳”颁赐的芒果等细屑之物），一律毫无例外地“好象充电似地具有强大的巫术或神性的力量”，一律可以通过千奇百怪、匪夷所思的“触染”使人在不知不措之中触犯其神圣的禁忌力，并使触犯者遭到灭顶之灾。禁忌的这种普遍性不仅使人随时随地都可能因触犯神圣而成为罪人，而且因为圣物的哪怕是最细微的局部都关系宇宙的存亡，所以任何对这一切最微不足道或风马牛不相及的触犯，也就必然成了危及整个社会乃至宇宙的滔天大罪。这种罪行追究法在文革（以及“反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文革的预演）中极为流行，甚至成为不成文法所规定的通行斗争方式，这就是文革时最著名的“上纲上线”。